锻造“批判的武器”
马克思有段非常著名的话，理论界大家几乎都会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意思呢？“批判的武器”就是理论辩论，通俗点叫笔杆子；“武器的批判”就是实践斗争，通俗点叫枪杆子。笔杆子不能代替枪杆子，光动动笔杆子，是消灭不了敌人的。但是笔杆子只要能掌握群众，也能变成威力巨大的枪杆子。马克思一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无产阶级打造一个强劲有力的笔杆子，也就是打造“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唤醒沉睡中的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使之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现实力量。
锻造哲学武器的“两把大锤”
锻造“批判的武器”就像打铁的过程，需要用大锤不断击打烧红的铁。马克思在锻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有两把大锤，一把叫“实事求是”，一把叫“无情批判”。所谓“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前人的著作中抽象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所谓“无情批判”，就是在锻造思想武器的过程中，批判前人，批判同时代的理论流派，同时也不断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成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只有用好了这两把大锤，才能锻造出锋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强烈抨击莱茵省议会立法惩罚穷苦农民的做法。苏凝/画
马克思博士毕业，第一份工作是《莱茵报》的编辑。刚进入社会的马克思，是个彻底的唯心论者，满脑子是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这些概念。但是，《莱茵报》的经历，却给马克思上了生动的一课。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就是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的莱茵省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叫《林木盗窃法》的法案，这项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的穷苦农民。因为在林木所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但是，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捡拾枯枝来生火做饭，维持生计，想不到现在枯枝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财产。一边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一边是林木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家”，它会永远坚持公平正义，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现实却大大出乎马克思的意料，在物质利益面前，“理性”被打得落花流水，《林木盗窃法》坚定地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马克思很愤怒，写文章抨击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他说，农民捡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正当权利。现在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而且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这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绝对精神”也很不可靠，它只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不过是私有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同一时期，马克思还和莱茵省政府发生了关于摩塞尔记者的论战。在现实生活的撞击下，马克思头脑中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出现了裂痕。
后来，马克思总结《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教训，对黑格尔法哲学又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导言里，马克思说，国家、法律以及宗教其实并不神秘，它们非但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化身，反而处处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制约。由于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叫市民社会，因此，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国家权力运转的，是来自地上有着黄土气息的“市民社会”，而不是来自天上高冷傲娇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权力如何运转，是由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决定的。国家如此，法律和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之前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其实是只打狐狸，却放过了狐狸背后的老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中说，既然不存在什么天国的真理，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立现实世界的真理。所以他呼吁，“对天国的批判要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所指“批判的武器”就是理论辩论，通俗点叫笔杆子；“武器的批判”就是实践斗争，通俗点叫枪杆子。苏凝/画
既然要批判，那就有个工具问题。拿什么去批判现实世界，批判市民社会？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引用的那句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 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那马克思心目中要掌握的群众是哪一部分人呢？是欧洲各国貌似慈悲的王公贵族吗？是十九世纪脑满肥肠的大工厂主吗？都不是。理论要掌握的群众，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他们因为被压迫，所以要反抗；因为被彻底压迫，所以已经退无可退，只有革命一条道路。列宁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这篇导言，说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特别主张武器的批判，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苏凝/画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晤，一拍即合，互相引为知己。在一起相处的十多天里，他们决定共同写一本书来清算自己之前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捍卫他们已经共同承认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这就有了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我们先来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读起来很拗口，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德国哲学界，“批判”是个很时髦的词，哲学家们都认为“批判”能够推动社会进步，都以自己能“批判”为荣。青年黑格尔派更进一步，要对其他哲学家的批判进行再批判。这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陷入唯心思辨的泥潭，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躲进哲学领域，宣扬“批判的批判”的奇怪思路。而且，他们莫名其妙地认为只有他们这些“批判的个人”才是改变世界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讽刺这些人的狂妄，就把这些自以为高高在上、俯视人间的青年黑格尔派戏称为“神圣家族”，而且有样学样，把自己批判他们的书的副标题取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在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等进行深刻批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整理自己发现的新的世界观，在1845-1846年联手创作了第二部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部书也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从唯物史观诞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实事求是和无情的批判，这两把大锤的重要作用。
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从工人阶级状况中汲取现实养料，对工人阶级不仅有理论上的认同，更有情感上的认同；同时，马克思左右开弓，既批判魏特林盲目的冒险主义倾向，也批判蒲鲁东一味调和的保守主义倾向，完成了思想上的华丽转身，俯瞰欧美工运风云，终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
马克思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是时刻抡起“实事求是”和“无情批判”两把大锤，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捶打。
恩格斯搜集了大量关于工人生存状况的一手资料，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苏凝/画
马克思对工人运动的研究，最早是受到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启发和影响。恩格斯在1842年—1844年间，深入英国曼彻斯特贫民窟进行实地调研，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搜集了大量关于工人生存状况的一手资料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非常生动，这本书可以当成一本纪实文学著作来读。而且，恩格斯还论述了，英国工人之所以处于这种状况，就因为英国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人也必然会在沉默中爆发，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力量。恩格斯有个观点，对马克思很有启发，“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同时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工人运动的情况，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在关于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罢工问题上，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了。卢格曾就此事件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文章，文章指责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不仅算不上是社会起义，因其政治意识低下，就连政治行为都算不上。马克思立即写文章反驳，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此外，马克思还大力赞扬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创新精神，“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在一开始就做到了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后才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被烧毁的不仅有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而且还有账簿和财产契据……英国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计划，这样坚强。”
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不仅有理论上的认同，也有情感上的认同。那时的马克思整日“混迹”于社会主义思想团体和工人群体中间。马克思通过对工人群体的实调查研究，不仅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更让他对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有了情感上的亲近。马克思曾经说，“人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一种现实，人的尊严从他们劳累的身躯上向我们投射过来。”
一生论战无数，这段时期最重要的两个论战对手是魏特琳和蒲鲁东。
魏特林“大火爆炒”私有制
魏特琳是个普通的工人，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的时候，曾经震动了当时德国的思想界。马克思称赞这部书是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
马克思和魏特林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马克思拳头锤在桌子上，说了一句“无知从来帮助不了任何人。” 苏凝/画
后来，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以及一些工人团体的代表进行了一次座谈。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克思和魏特林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马克思说，魏特林，你在德国搞出那么大动静，说说你的理论基础。魏特林说，工人不需要啥理论基础，关键是点燃他们的战斗激情，不要与资产阶级做任何妥协，无产阶级的幸福只存在于自己的宝剑上。马克思说，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那么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马克思“啪”一下，拳头锤在桌子上，震得油灯乱晃，说了一句“无知从来帮助不了任何人。”魏特林的固执在现实的革命形势面前被撞击得粉碎，各地共产主义团体也纷纷抛弃了这个革命的狂想家。
蒲鲁东“小火烧烤”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组建起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后，考虑到蒲鲁东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曾经给蒲鲁东写信，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巴黎通讯员。结果，蒲鲁东的回信毫不客气地教训了马克思一顿。蒲鲁东在信中说：“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来给人类增添新的麻烦；我们应该给世界树立一个明智和眼光远大的宽容精神的榜样；我们不要扮演一种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这种宗教是逻辑和理性的宗教。……我宁肯用文火烧毁私有制，也不愿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缪之夜，从而使私有制获得新的力量。”
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针锋相对地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错误思想。苏凝/画
最后，蒲鲁东还说自己在写一本新书《贫困的哲学》，并挑衅地请马克思予以批判。这一次，马克思没有失约。蒲鲁东的新书1846年出版，当年圣诞节的时候，马克思就拿到了书。几个月之后，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针锋相对批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两者的杂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精益求精，他的《资本论》写了四十年，就出版了第一卷，剩下的都是手稿状态。苏凝/画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研究和对思想前辈的理论批判上，甚至对自己前期成果的批判上。马克思对自己写的东西，精益求精，甚至到了连恩格斯都不能忍受的地步。马克思说过，要是一篇文章，四周以后我在看，还觉得不错，那就很糟糕了，说明我四周没有进步啊。恩格斯劝马克思，赶紧把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发出来，不要纠结于那些错误，你能发现的错误，我们是发现不了的。但是，马克思坚决不。他在研究过程中，一旦发现一个新领域，就得把新领域的内容研究清楚了，才肯下笔去写。被恩格斯催促烦了，马克思自己写作《资本论》的进度，就连恩格斯也不告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整理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很费劲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从他1842年开始研究经济学，一直到他1883年逝世，写了四十年，就出版了第一卷，剩下的都是手稿状态。
当然，也正是马克思这种精益求精，无情自我批判的精神，才让马克思主义这把精神武器如此坚韧锋利，经过一百多年岁月的洗礼，时至今日仍然锃亮如新，散发出科学和真理的光芒。
（作者： 编辑：周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