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评论员 程冠军

　　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原因就是我们坚持言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这说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有些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这是中央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取得的宝贵经验，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后的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中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

　　我们看到，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反腐败斗争运用的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立竿见影、拳拳生风：不纠正“四风”，廉洁从政的吏治环境就无从谈起；不“打虎灭蝇”，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就无法形成；不践行群众路线，“为民、务实、清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风清气正的大好局面就不能实现并长期保持。

　　治吏重在治心，防腐重在拒腐。制度和思想上的拒腐防变，才是反腐防腐的最高境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惩治腐败是下了重典的，对贪官动则处以枭首和剥皮示众的酷刑。然而，如此并没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明朝从建立到灭亡，腐败现象一直如影随形，如割韭菜一样越反越腐。究其根源就是朱元璋反腐采取的是人治，不是法治，更不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个历史教训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官员的官德建设，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治人必先治其心”的道理，他令谏官魏征等人整理传统文化之精要编撰而成一部资政巨著——《群书治要》让官员学习，这部巨著成为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宝典，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官德、民风影响深远。同时，它也给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以有益的启示。

　　官员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公权力的私用，二是制度的不健全，三是思想防线的松懈。现在，我们以“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着力实现“不敢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我们还要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实现“不能腐”，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实现“不想腐”。如果不是这样，反腐败的成果就难以巩固，就会进入“边反边腐、边腐边反、前腐后继”的怪圈。当然，这并不是说达到了“不想腐”的境界之后，就不需要“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和“不能腐”的制度保障了，而是要做到打防并举、惩教结合，使反腐败实现从制约到自觉的根本性转变。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目标。

　　反腐务必从严，斩草定要除根。把权力关进笼子，首先要编织好笼子。也只有如此才不至于让“四风”和腐败“树倒根存”。解决“根”的问题，既要靠思想，也要靠法度。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在党的历次全会绝无仅有，“依法治国”被提到如此高度，一方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作风建设制度化、反腐防腐法治化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