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如东，一个在中国计划生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县。

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因为比全国提前十年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

如今，它却因为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连续17年人口负增长而被关注。

2014年3月28日，江苏省“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如东当地官员希望可以借此改变人口数断崖式下跌的现实。

整整两年过去，现实并没有想象中乐观——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的比例不超过1%，远远低于政府的预期。

如当地一位领导所言，如东县的今昔，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执行较好地区的困局缩影。

小城如东有两副面孔。

县城里高楼林立，商圈密集，呈现着长三角地区的发达景象。出租车司机最津津乐道的，是富人们的劳斯莱斯和法拉利。

乡镇则是另一番景象，撂了荒的田地，一些佝偻着腰劳作的老人。

学校和幼儿园里，孩子越来越少。敬老院越来越多。

在县城通往城市的国道上，“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宣传牌立了多年；前几年，这个牌子被县领导拍板，主动拿下。

如东县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劳动力资源不足，严重影响全县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接连放开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顺理成章地被当地视为拯救颓势的一根稻草。

被高估的生育热情

“要他们生他们都不愿意生了”

宾山养老院里的老人，县里这样的养老院至少有20所。

3月20日下午2点，如东县人民医院下午的接诊开始了，与其他楼层的嘈杂相比，二楼的妇产科显得格外安静。

30多张床位，大半都空着。护士站里，助产士曹茹静(化名)和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参加工作27年，无数孩子在曹茹静手里出生，最近她却有了疑惑：“领导说二孩政策来了，让我们做好加班准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感受到太大差别。”

她把分娩登记簿翻出来算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妇产科一个月接生100个孩子，现在也是100个。

在计划生育时代，有的家庭会编造理由生二孩，比如一孩给人领养、一孩智力有问题。现在呢“要他们生他们都不愿意了。”

2014年，如东计生委对全县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2.8万多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意愿的11.6%，但现实则比调查更严峻——从2014年3月单独二孩实施到2015年10月，全县共审批单独二孩193件，就是说，只有不到0.69%的夫妇选择生二孩。

在如东，现代的生活方式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新京报记者在东安镇新南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已经习惯了一家一个孩子。一些年龄在25-32岁之间，自己就是独生女的年轻妈妈们，早已不愿多生。

原如东县县委常委、人大副主任潘金环在退休后，一直在研究如东的人口变化。他认为这两年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传统。

“人口生育有自然的规律，独生子女习惯维持了一两代人，就很难再迅速逆转了。即使政策突然放开，也很难克服一家三口家庭的惯性。”

失去的50万孩子

“真不知道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

在县城商贸街上等客的20多位三轮车夫，清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在如东，人们总愿意与临县如皋作比较——两县面积相当，都是河汊密布的农业县，“我们不觉得比如皋差”，有如东的官员说。但数据表明，这几年，如东在竞争中明显落了下风——在2015年全国百强县名单中，南通六县市入选，但如皋排名第二，如东则垫了底。 潘金环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减少——在上世纪70年代，两县人口均为百万左右，而如今，如东人口已跌破百万，还在降低；如皋人口数却达到143万，仍在增加。短短40年，两县相差了近50万人。

算下来，这50万孩子要是生下来，如今都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了。

数据显示，从1997年起，如东已经连续18年人口“负增长”。2014年年末，如东户籍人口104.3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4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3.17‰。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如东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0.6，性别均衡程度超过了全国95%的县。

出生率负增长，体现在学校和幼儿园，就是生源减少，相关数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全县中小学总数减少了一半。

五年前，如东还有9所高中，如今只剩7所，其中3所已经停止招生，将在今年夏天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关闭。

栟茶镇45岁的李凤英(化名)在犹豫是否要关掉自己的幼儿园，这两年，孩子越来越难招了，前几年还能有接近两百人，今年，刚刚招够一百人。

39岁的丰利中学英语教师徐玲玲儿时最深的记忆，是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街上人头涌动。

1999年她参加工作，当时镇上有5个中学，7个小学，至少5个幼儿园，如今，还剩下1个中学，1个小学，3个幼儿园。

孩子少了，镇上的电影院也没有了。前几天她在课堂上问班上的孩子，有没有去看过最近颇受好评的《疯狂动物城》？没有一个孩子举手。

前阵子她去了趟邻县如皋，站在大街上，她觉得很惊愕——如皋街上都是年轻人。而在丰利镇，39岁的她常常发现自己是最年轻的那个，“真不知道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

丰利中学校园里，已经有一栋教学楼空置了，另外几栋，也都有空着的房间。2010年，由于生源太少，镇上有些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从70个变成了30个，于是5所中学撤点并校，生源都合并到了丰利中学，孩子依然都无法装满以前的教学楼。

学校里，高三年级孤零零地占据了一栋楼，“他们是孤独的一代”，徐玲玲说。2014年，学校停止招收高中生，这一届学生孤独地读完了高中三年，没有了学弟学妹。今年夏天他们毕业之后，丰利镇将再不提供高中教育，资源全部集中到县城。

这些被撤销的学校，最后大多变成了养老院。如东现在最大的养老院宾山老年公寓，就是由2012年撤并的港南小学改建而成。

中国最“老”的县

“老头老太照顾老头老太”

在如东的乡镇，墓碑店、寿衣店随处可见。

在众多公开文件或报道中，地处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如东县被描述为中国最“老”的县城，“南通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如东则是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

如东的“老”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县城商贸街上等客的20多位三轮车夫，清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人，岁数最大的72岁。在丰利镇一个建筑工地，建筑工们最大的已经有70多岁，50岁被称为“年轻人”。

在如东的一些乡镇，公路边几乎全是作坊式的小工厂，大多与纺织、化工相关。一部分工厂大门紧闭，机器生了锈。开着工的，职工也多是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满头白发的老人。

村庄里许多农房空置着，一些土地撂了荒，少部分田地种着蔬菜，佝偻着腰的老人在劳作。

在如东县岔河镇，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镇中心，有五家寿衣店，两家棺材店，两家墓碑店。照相馆门口最大的招牌写的是“遗像制作”。

3月20日下午，卖祭祀用品的“朱大纸坊”店内，三四个顾客在挑选葬礼上用的寿衣和纸钱。朱姓老板在狭小的柜台里忙着打包、收钱。“周边的老人多，在高峰期，一天卖葬礼用的东西，毛收入能有上千块。”他说。

“我们这里的人普遍长寿，老人多，死亡率也高。60岁上下的人还要工作，有父母要养。”岔河镇土山村的一位村干部说。

68岁的岔河镇土山村退休妇女主任季芳珍，她24岁的孙子去年从大学毕业，在岔河镇上的一家工厂上班。

他们家四代都是独生子女，这个家里的“独苗”，往上有四十多的父母、近七十岁的爷爷奶奶，还有88岁的曾祖母。六口人，至今还挤在两间平房里。

季芳珍担心，再过个几年，孙子要结婚、买房，肩上背负着赡养五位老人的责任，“怕他吃不消”。

如东县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如东目前有超过20家养老院，大部分为公办。

在一些养老院，住的是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或因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困扰终身的人。一位计生干部说，整个如东县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父母数量为2738人。

在掘港镇宾山老年公寓，20个左右护工，也是60岁左右的老人，镇上戏谑他们是“老头老太照顾老头老太”。

2013年7月，如东县政府成立了养老联席会。 “当时确实是意识到养老问题迫不及待了”，县民政局副局长崔红霞回忆。 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涉及财政、人社等各个部门。为此，时任县委书记拍板，成立了由31个部门组成的联席会。 联席会由副县长担任总召集人，民政局、财政局、发改委等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一年一次的会议，会讨论养老财政补贴、养老院规划等问题。 如今，县里的失独老人每人每月可以领到700元。

“计生红旗县”的背影

“有了指标，才敢怀孕”

如东县卫计委副主任张督平拒绝了“计生红旗县”的提法，“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们早就不谈了。”

“现在这不再是光荣了。但在30年前，那可是招牌。”潘金环说。

他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次人口计生委一把手交接时，都有个特别的仪式：前任都要把一面红旗交到下一任的手里，意思是，计生红旗不能丢。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的荣誉称号，还有一枚金灿灿的奖章。

潘金环回忆，如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走上正轨，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生政策，实现了低生育水平，80年代，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如东计生办的老干部刘银在一份工作总结中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如东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五个孩子。1963年，如东县开始提倡节育，到了1983年，99%以上的育龄夫妇都做了节育措施，独生子女达到99.5%。

这份报告说，干部在计生工作中的表现，会列入入党、入团、提干、晋级等考察内容。表现不好，不提拔。

季芳珍是如东县树立的一个计生干部典型。上世纪80年代，她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动员了全队两三百对夫妻，几乎全是只生一胎。为此，她当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

回忆起当年，她依然感叹，自己工作是花了大力气，全村育龄妇女无论是谁做节育手术，都由她用自行车送去接回。一些妇女住在医院检查治疗，她就成了“编外护士”，端茶送饭、喂药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除了生孩子，结婚更是被“安排”和“调节”的。潘金环回忆，当年，结婚需要经过政府批准，生孩子也要按指标，“有了指标，才敢怀孕”。

就这样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下，1969年到1972年的3年时间内，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

潘金环曾有过另一个孩子，但在怀孕四个多月后，妻子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

“我没法后悔。当时坐这个位子，是党员，是骨干，工作不允许我这么做。”潘金环说。当时，他是县委常委，主管的就是计生工作。

同事主动打掉二孩，作为领导，他要上门去慰问。“自己的孩子打掉了，夫妻俩却只能关起门来伤心。”

这件事，他怕二老怪罪，瞒了他们一辈子。

计生干部的努力

“你们家符合政策，可以生了”

2014年3月28日，江苏单独二孩政策实行。

事实上，在单独二孩政策之前的5年左右时间里，如东已经出现了计生政策松动的迹象。

一些计生干部们回忆，首先是“计生红旗县”的提法不再坚持，领导们也不再以此为荣，在县城国道上立了多年的“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宣传牌也被撤下。

在乡镇，计生宣传内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他地方还刷着“只生一个好”的标语时，如东开始倡导“按政策”、“有计划”生育，“不轻易放弃生育计划”。

2000年之后，人口总数每年都在下降。计生干部们也发现了这个趋势。他们曾试图向上级反映，如东县卫计委综合监督科科长费蕴枫回忆，每次省里来如东调研人口问题，她们都提要求，“是不是可以给如东开个小口子，提前放开计划生育？”

口子最终没有开，但南通市有了“自选动作”——夫妻双方都是离婚的，原来各有家庭、现家庭没有自己的孩子，可以再生育。

2014年3月28日最终成为了一个节点。

“政策放开前，我们更多的是呼吁，在政策实行后，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如东计生委一位人员说，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当天，他们马上在乡镇挂起了标语，“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二孩，提升如东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

在如东，不难从一些细节中看出计生工作的重要性——如东各委办局都统一在一栋大楼办公，但卫计委、计控中心等部门却独占一栋14层的高楼；二孩出生数被当作成就，写进了如东县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如东的计生干部也开始迅速适应新角色，计划生育年代，他们控制人口，现在，他们是说服人们多生。

季芳珍一家五代单传，她退休前，独生女张季红考入岔河镇计生站，担任站长。

但如今，母女俩的工作内容已完全不同，“那时候是不让他们生，现在，是催着他们生。

宣传二孩政策的折页通过妇女主任下发到两万多符合政策的妇女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以前宣传图册上的一家三口，现在变成了四口：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广播、报纸、电视、微信公号、县中心的巨幅广告牌，都成为宣传的平台。

费蕴枫在县电视台不断呼吁大家：为自己的家庭幸福、为我县的人口长期均衡增长，不轻易放弃生育计划。

为了提高生育率，计生干部也开始各显神通。掘港镇五总村38岁的妇女主任余海燕建了一个“如东县掘港五总群”QQ群，群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且有可能生二孩的育龄妇女。哪些人生育意愿强，还有可能生二孩，都“门儿清”。余海燕每天都会和大家聊天，比如孩子在哪儿上幼儿园，县里的计划生育补贴政策是怎样的，末了，她总记得补上一句，“你们家符合二孩政策啊，可以生了。”

两年时间还太短

“我们会最早从困境中走出来”

3月27日，《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提交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如东县卫计委综合监督科科长费蕴枫判断，新条例对当地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如东大多数育龄夫妻以前就满足了生育二孩的条件，“但二孩是趋势”，她说。

一位计生干部认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不能说现在政策改变就说明当时是错的。季芳珍也认为当时只能实行计划生育，不然人口会膨胀。

费蕴枫说，在她看来，二孩政策在如东遇冷，并非大家不想生，而是两年时间还太短，效果慢慢才会显现。

2012年，在制定如东县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时，当时的人口计生委把2015年全县人口总规模目标订在106万左右，但实际上，2015年，如东的总人口已经跌破了百万。

“压力很大”。潘金环说，他期待即将颁布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够给予生二孩的家庭一些补贴和优惠政策。

这位退休老干部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如东最早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最早行动，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最早从困境中走出来。”

作为一个独生女，丰利中学英语教师徐玲玲和丈夫抚养着一个读六年级的女儿，家里还有父母、外婆。如今父母还能自己挣钱，但她很为未来担心。

“十多年后，父母老了，我也老了，孩子出去了，我们怎么办呢？”

她想过，要为父母请镇上的护工，一天一百块，对现在月薪三千的她来说，其实是笔很沉重的开支。

至于她自己，她也想好了，“镇上到处都是养老院，一个月一千块，我就住到养老院去。”（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