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博士 朱中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学说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人类工业文明的社会存在为学术语境，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指明了人类发展方向。170年来，马克思主义以无上的真理光辉和科学魅力，赢得全人类尊崇。从1886年开始，恩格斯正式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是不可超越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只有中国人最了解自己。”100多年前，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开启之初，在经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尝试失败后，李大钊、高一涵、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硕儒大师，以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苦求救国救民真理，最终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从思潮泛滥的“七主义八主张”中，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赢得了光明。
事实上，每个政治体系，包括信念、态度和情感，都镶嵌于对政治行为具有内生导向力的特殊模式中，其底蕴就是历史文化。大而言之，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地上的文化，唯物的文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具有同频共振的文化因子。
——从文化哲学上讲，两者都旨在人的解放。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法。文化哲学是对人类的自身生存及其生存世界进行哲学追问，作出意义界定，为人的现实存在和活动提供人文智慧。
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诸子百家）都是关于人道、天道、天人合一之道，旨在将人从奴隶枷锁和巫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是将人置于社会中心，远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三是把人的价值提到新高度（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四是承周礼启人仁，将人性导向真善美，使人活出生命尊严和生活美感。
马克思主义旨在将人从工业文明的工厂化专业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分工与合作原本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则分工对人就是一种异己的压迫力量。只有通过充分发展生产力，极大提高劳动效率，“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能使人解脱异化钳制，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从社会运动上讲，两者都旨在“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是人性向善的真情表达，虽有运动意蕴（大道之行也），但少学理证明，也就仅仅是理想而已。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就使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大同社会憧憬有了学理依据和实现路径，以致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惊呼：马克思主义是“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从意识思维上讲，两者都旨在实践理性。“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一是指知识温习，二是指实践履行。着重于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那些不着边际、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注重实践理性，强调实践功效，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事实上，“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揭示了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理论体系上讲，两者都旨在开放发展。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儒家学说，是借基周之礼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发展起“仁”理论：“里仁为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唯仁者能好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中孔子讲了104次“仁”，最终也没给出唯一定义。因为“仁”是开放性概念，可谓因人而仁、因事而仁、因情而仁，主要指向人生修进的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一是人之性——向善，二是人之道——守善，三是人之成——至善，这样的“仁”就是无尽的过程，即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真要给出具体定义，其外延和内涵就框死了，也就封闭了自身发展。这就是费孝通在《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中阐述的：“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持延续下来的力量就是包含在传统文化里的这股相容和融合的凝聚力。这种精神力量是隐藏在群众的生活里的人生态度……凭借这种人生态度，中华民族有能力吸收外来的各种文化思想。”
正因为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开放发展的，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在中国的激情绽放，才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伟大实践，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作者： 编辑：沈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