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廖志慧 胡蔓 杨麟 通讯员 壹宣
图为：当年深圳国贸大厦封顶场景。（资料照片）
在鳞次栉比的楼群里，53层的深圳国贸大厦已经不算“高个”，但依然是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
它曾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窗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它是一个传奇，是一个神话。
改革开放初期，它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神话”，诞生了震惊中外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当年参与缔造“深圳速度”的湖北建设者、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兼一公司经理的张恩沛如今已89岁高龄。而参与建设的“四顶红帽子”，也白发苍苍。
一个建筑市场的“外来者”是如何承接深圳国贸大厦工程，创造“深圳速度”的？8月20日下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赶赴深圳，探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鱼”和“熊掌”，艰难的抉择
1981年，总部还在湖北荆门的中建三局一公司手头的项目全部收尾。彼时，国家已不再给建筑企业“派活了”。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张恩沛不得不“找米下锅，自谋生路”。
此时，传来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消息。来不及等到上级领导的批准，张恩沛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来到深圳，张恩沛立刻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所震撼，做出了在深圳发展的决定。尾随他来的13人先遣队里，就有后来担任国贸工地现场负责人的王毓刚。
已安家湖北的王毓刚接到指令，二话不说，带上简单的行李毅然南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王毓刚清楚地记得，1982年正月初四，他们在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旁的一间房间住下后，就到处找项目。白天，他们舍不得坐公共汽车，就步行。晚上，交流所思所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揽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六层楼的医院门诊部。临时搭建的工棚没有电，晚上黑乎乎的，对岸就是灯火辉煌的香港。“借着对岸的光，我看到了深圳的希望。”王毓刚回忆。
很快，“希望”就猝不及防地来了。
深圳市人民南路与嘉宾路交汇处的一片沼泽地上，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向世界昭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此时，中建三局已在建设金城大厦。在金城大厦和国贸大厦之间，张恩沛只能选一个。然而，即使是舍弃了金城项目，少赚几百万不说，中建三局未必能中标国贸项目。大多数人提出，应该选金城。金城大厦是外汇工程，地下基础又搞完了，嘴边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走呢？业主说：继续干金城，每平方米再加30元港币！
国贸，可能的辉煌；金城，则是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张恩沛决定“赌”一把，转入国贸大厦的角逐。“国贸大厦当时确实看不到利润，但这可是改革开放的象征，产生的社会效益无法估量。”
喜讯传来了——1983年，中建三局中标深圳国贸主体工程。
“如果失败，我们愿意坐牢”
工地上有四个年轻人，36岁施工指挥王毓刚、39岁副指挥厉复兴、40岁总工程师俞飞熊、26岁滑模主管罗君东。由于这4人总戴着红色安全帽，故被亲切地称为缔造“深圳速度”“四顶红帽子”。大家在一起日夜攻关，个个眼含血丝。
当时，采用传统方式造楼行不通。
香港建了合和中心，66层高，主体施工是三天一层。“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难道做不到？”面对业主的“将军”，中建三局的建设者们只能创新。
采用传统方式，且不说搭起来的脚手架数千吨，工期很长。借鉴此前造粮仓、烟囱的“滑模工艺”，他们提出上滑模工艺。
所谓滑模，就是先用钢结构搭建模板，再往里浇灌水泥，等到水泥大体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这种方式快，但如此大面积的滑模施工国内尚无先例。对于这座高53层，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高出地面达150米的建筑来说，滑模施工无先例可以借鉴。
第一次试滑、第二次试滑、第三次试滑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大家没日没夜地总结失败教训，经过一次次技术实验，终于找到了“病症”：物料质量跟不上。
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陋的会议室，“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
“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
“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要！”俞飞熊甚至承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购买5万元以上设备要经过漫长审批还可能不被批准，怎么办？工期临近，张恩沛大胆决定，个人名义做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买了十几台国外设备。张恩沛的这次冒险，使他在后来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
有了过硬的装备，大家心里有了底。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混凝土墙面又平又光！”瞬间现场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自此，滑模施工进入快车道。从最初7天一层，提升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最快的记录是2天半一层。从第31层起，速度稳定保持在3天一层。“深圳速度”由此诞生！
当时，深圳市建委的领导还不相信：这么快的速度，怎么可能？当他看到现场有条不紊的操作时，他说，我服了！
“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
要速度，更要质量。
一次，王毓刚在巡视工地时，赫然发现一根柱子下面有一个“鼠洞”。王毓刚大吃一惊：负责施工的可是在国外经受过严格考验的团队，怎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问题呢？
“这么小的鼠洞有什么关系？施工中经常有这种事。”工长满不在乎。
“在国外严格要求自己，在国内就能随随便便吗？”王毓刚既气愤又痛心，丝毫不念“老交情”，要求连夜敲掉柱子重新浇筑。
高质量，就是这么一锤一锤，逐渐垒起。
时光如梭。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从此，“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享誉中外，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载入了特区建设、中国建设的史册。1985年12月，深圳国贸大厦竣工。
什么是深圳速度？
王毓刚理解，这不光是指建设速度，更是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国贸大厦的建成，向世人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可阻挡。“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
三天一层楼，突破的不仅是建筑施工技术，更是观念、体制。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打破“大锅饭”，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原本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十几元，但在国贸建设期间，最高能拿600多元。
更有意义的是，从国贸大厦开始，一支支现代建筑队伍经过了历练，雏形初现。
木工、油漆工、抹灰工组成的装修队，边干边学，将国贸大厦大厅装扮得洋气十足。这支“半路出家”的装修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完成国贸主楼入户大厅外门廊等装饰工程后，又完整地完成了深圳京鹏大厦的全部精装修任务。在验收时，甲方评价：第一次做精装修能做成这样，非常了不起。1985年10月，这支装饰队成长为中建三局装饰公司。
一批骨干成长起来了。在国贸施工时，大量启用年轻干部挑大梁。当时，滑模领导小组平均年龄34岁，最年轻的滑模设计组组长罗君东当时只有26岁。“深圳速度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看准了就大胆尝试，大胆的闯。”
从这个时候起，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了。
36年风雨兼程，从深圳国贸大厦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从央视新大楼到武汉中心，中建三局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辉煌，将中国建筑水平推到国际前沿。如今的中建三局，正在以世界500强企业和城市运营商的身份，续写着新的传奇。
（作者： 编辑：瞿祥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