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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武汉解放65周年 87年前20位开国将帅齐聚武汉

发布时间:2014-05-16 09:12:38来源:SRC-220

  张云逸:在汉口成立 新四军军部

  1938年1月,新四军负责人叶挺(左三)、项英(左四)、张云逸(左二)、曾山(左五)、傅秋涛(左一)在汉口新四军军部合影 武汉八办供图

  汉口胜利街,新四军军部旧址 武汉八办供图

  1947年张云逸与儿子张光东在山东

  记者余晓春

  在共和国10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三高”人物:高龄,授衔时已63岁;高薪,是唯一拿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高资历,参加过同盟会,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他戎马一生,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32号的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里,有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张是新四军负责人叶挺、项英、张云逸等在新四军军部门前的合影,一张是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与张云逸的合影。

  这两张照片记录了张云逸在武汉的革命足迹,讲述着这位开国大将在江城的传奇故事。

  一个师也不换的旅参谋长

  张云逸很早就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期间,张云逸在张发奎部当参谋长,他屡屡在部队遇到危机时,想出妙计获胜。

  蒋介石听说张云逸有转败为胜的指挥才能,便想重用张云逸,有意给张发奎换一个参谋长。张发奎听说后,在和蒋介石通话时直嚷嚷:“总司令,你不要拆我的台呀,你就是拿一个师来换胜之(张云逸号胜之),我也不干!”。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北伐,张云逸随军北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袁继成介绍,张云逸参加指挥了整个北伐战争,从武汉一直打到河南。北伐河南胜利后,国民革命军又回防武汉,在武汉扩军成立第4军,张云逸就任第4军25师参谋长。

  在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等战役中,张云逸立下赫赫战功。第4军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铁军”,与张云逸深厚的参谋功底分不开。

  少将参谋长秘密加入共产党

  北伐战争后,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张云逸深受触动。他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

  1926年11月,经共产党人王之仁介绍,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后来,他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

  张云逸的二儿子张光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曾经问过父亲,‘您当时身为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他说了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你太小,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被逼的,他是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优厚的一切。‘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他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仍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支持和掩护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73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请叶挺出山当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张云逸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情。在新四军的组建中,张云逸功不可没。他曾为组建新四军完成过一件特殊任务。

  张光东曾听父亲讲过这个故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天,张云逸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就是10年。

  张云逸乔装打扮,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来到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让叶挺很高兴。张云逸向叶挺详细介绍了10年来的时局发展,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情况。

  张云逸对叶挺说:“考虑到新四军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你这位还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来担任(叶挺后来加入中共)。”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看电报后,激动不已,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

  在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人的带领下,新四军从武汉辐射全国,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四军军部在1945年10月发表建军8年来的战绩公报显示:8年中,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8大战略地区抗击日军13个师团、伪军23万人,总计大小战斗近3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29636人,先后解放了4000万同胞,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其中张云逸参与指挥了许多关键的战役,被誉为“百战将军”。

  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头苑镇造福乡上僚村。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领导百色起义,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任军长。1938年组建新四军,在武汉成立新四军军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军部,后部署反“扫荡”作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1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武汉足迹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第2方面军参谋处长,指挥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战役。

  1926年11月,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任职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

  创“飞马”香烟品牌

  曾热销武汉

  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近日回忆透露,父亲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时曾创办过一个烟厂,并开创出“飞马”香烟品牌,该烟当年曾在武汉热销。

  张光东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父亲看到战士们没有烟抽,就与新四军2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商量,能否办个烟厂。

  1943年3月,新四军入股的“新群烟草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张光东说,这家烟草公司,生产出了当时名噪一时的“飞马”牌香烟。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抽“飞马”烟。

  “飞马”香烟的产量大约是日产2000箱。由于敌占区封锁严密,抗日根据地的产品难以出关。张云逸想了个“偷梁换柱”的办法: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然后装上“飞马”烟运出去。

  于是“飞马”烟走出了根据地,在敌占区销售。当年武汉曾热销“飞马”烟,群众给这种烟起了一个暗语:“四爷的烟”。“四爷”指的是新四军。新四军以烟款资金购回了药品、钢材等急需物品。

  后代

  张云逸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他怎样教育后人,有怎样的家风家教?5月上旬的一天,在北京西四一个简朴的四合院里,记者采访了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张光东1946年生于山东,少将军衔,曾担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儿子张光东:

  父亲写信

  称我“同志”

  记者余晓春 禹宏

  在房间贴纸条

  “节约用电,节约用水”

  张云逸是拿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张光东告诉记者,父亲拿的工资在当时来说的确很高,和毛泽东、朱德等一样,拿三级工资,当时是全国最高工资。但是,家里的钱总是不够用。父亲不但把他两个守寡姐妹接到家里来照顾,一直供养到她们90多岁去世,他还出钱资助烈士子女和家乡几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堂侄读书,隔一段时间还要买大批的书籍给家乡的学校寄过去。

  在张光东的眼里,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里衣着十分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一遍又一遍。他经常自己洗衣服,饭后自己洗碗筷。

  “3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笔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他常对我们子女说: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他在厨房的墙上贴着‘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

  张光东说,父亲的做法影响了后人的生活习惯,“至今我们仍坚持人走灯灭,用洗过澡的水洗衣服,然后再冲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浇花。”

  履历表只填母亲的名字

  从小学到高中,张光东的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母亲的名字。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关于履历表家长那一栏填不填父亲,父子俩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

  张云逸:“你填你母亲,不要填我。”

  张光东:“人家都填父亲,为什么我不填父亲?”

  张云逸:“母亲也是家长,这没什么问题。”

  张光东:“人家问我父亲呢,那我怎么办?”

  张云逸:“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不在这儿,不经常在北京”。

  ……

  “我现在想起那次对话,父亲不让我填他的名字,他是不让子女搞特殊化。”张光东说。

  张云逸“老来得子”,54岁才有张光东,所以对他特别疼爱。“但父亲从不溺爱我,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张光东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到北京工作,他从青岛转学来北京。当时,父亲就不同意孩子舍近求远到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入学。他说:“这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让光东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学习。”

  张云逸用的汽车,他严格规定这是办公用的,自己所有的家属都不能私用。全家老小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就连光东的母亲韩碧有事外出,也都是坐公共汽车。

  小学毕业,张光东考入北京男四中。“我是实打实考进去的,两门课满分200分,我考了198分。当时干部子弟都分到俄语班,我却因为履历表上没父亲的名字,搞了‘特殊’分到英语班。父亲说,好,就是要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

  “吾儿光东”,变成了“光东同志”

  68岁的张光东儒雅,健谈,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张光东在哈军工上大学时,有一次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他打开信封,抽出信纸,只见上面开头写着“光东同志”。当时他很是震惊:平常父亲给他写信都是称“吾儿光东”,今天怎么突然改称‘光东同志’?父亲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后来他专门问父亲为什么称他“同志”?父亲笑着说:“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我们都是党员,党内平等,就是同志了!”

  在后来父子俩的生活交往中,他们都是以“同志”相称。张光东说:“父亲当时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是成人了,是党员了。我们都是党内的同志,是平等的。这也是我父亲的特点,他从来都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这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大话说教,而是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