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临危受命 策划南昌起义
1949年刘伯承（左二）、邓小平（左一）途经汉口同四野首长合影
刘伯承担任川军将领时的照片（翻拍）
刘伯承全家福
（后排左一起刘弥群、刘解先、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刘庆泰。前排左起刘蒙、刘太迟、刘雁翎）
记者王兴华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3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期间，任第2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率军强渡黄河，挺近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后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车水马龙的大汉口，曾是幼时刘伯承心里的一个梦。
这个出生在重庆开县贫困农家的孩子，自幼勤奋好学，才智过人。从老师的口中，他知道了汉口、上海的热闹场景。在传记中，刘帅回忆从那时开始，就在心里埋下了对汉口的向往。
中央党史办专家薛庆超，刘伯承之子刘蒙透露，1927年，刘伯承在武汉临危受命，赶赴南昌参与指挥南昌起义。
顺泸起义后来到武汉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
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有这样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
刘伯承感到武汉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头。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分子，都面临着一种抉择：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薛庆超介绍，这时，刘伯承去拜访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吴玉章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等座谈。周恩来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临危受命策划南昌起义
7月16日，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党的召唤。
刘蒙说，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于这些来客，刘伯承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一一谢绝。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决定于当月28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薛庆超介绍，周恩来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他还特地在武汉《国民日报》刊登新闻：“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长江局任军委书记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恩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被派遣任长江局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
刘伯承说，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多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刘蒙曾参与《刘伯承传》的编写。他说，父亲在武汉活动并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南昌起义前后。解放后父亲由于身体原因，来汉更是寥寥，自己后来也曾实地寻找过当年的足迹，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未有收获。
武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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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刘伯承等人回川，一行人化装成商人，由上海乘船经武汉至宜昌。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后由武汉赴九江、南昌，参与指挥南昌起义。
1930年9月2日，赴汉担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同年底回上海。
（记者王兴华 整理）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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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将帅子女团走访老区，刘蒙一定是最抢眼的“明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老乡和同行的老战士拉住合影、聊天，大家一面拉着他的手，一面喊：“太像刘伯承元帅了”。
曾有人邀请他在影视作品中扮演刘伯承，他谢绝了：“我演不了，父亲内在的东西我没有。”
近日，记者电话采访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他说，父亲给子女留下了八个字，“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让自己受用一生。
儿子刘蒙：
父亲留下八个字：勤能补拙 俭以养廉
“财富总要花掉，知识受用一生”
刘蒙回忆，母亲汪荣华在世的时候常说，儿女6个，刘蒙长得最像爸爸，但是没有爸爸精神，没有爸爸漂亮。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母亲眼里父亲始终是最完美的。”刘蒙哈哈一笑，说起了自己的名字，“像我哥叫太行，我弟叫太迟，一个未成年夭折的姐姐叫刘华北，妹妹弥群、解先、雁翎。”
小时候他很不服气，为什么自己的名字最难听，叫阿蒙。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我的一种希望。
“三国里吕蒙生在南京，小名就叫阿蒙。吕蒙小的时候特别调皮捣蛋，后来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进步特别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说的他。”
“吕蒙很多军事思想很重要，仗也打得很漂亮。我也生在南京，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叫阿蒙，就是这个意思。”
刘蒙酷爱书法，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说，因为父亲的影响，他8岁时就开始临池，后来向书法名家求学。“父亲让我每日读书、习字，寒暑不辍。”
他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金钱财富总要花掉，而知识可以受用一生”。
“父亲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最后便开始写毛笔字。”刘蒙回忆，这三件事做完的情况下他才开始吃饭，可以看得出他对学习的热爱。
刘蒙说，父亲的书法非常清秀。实际上，他指挥作战不是光讲“豪气”，更讲究妙算，是非常精细的，他一生作战都是非常精细的。字如其人，他的个性、精神体现在他的书法里。
刘帅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同时还有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刘蒙曾在总参二部做过一段翻译工作。他说，那有一书架的词典可查，有一书架的参考书，明亮的灯光，暖和的屋子。在战争年代，是油灯、没几本字典，竟然能翻190万字的翻译作品，非常感人。
他透露，游击战一词，从外文翻过来最早是“黑猩猩战”，可是中国人都看不懂。父亲根据游击战的定义，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他把两个词合起来，翻译为“游击战”。
父亲广博的知识和苦学不辍的精神，让刘蒙耳濡目染。刘蒙笑着说，自己是军人，就是靠工资生活，“钱嘛，够用就行了”，但是他觉得，因为父亲，自己书法、文学、外语才有了一些成绩，这让自己觉得很充实也很满足。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
刘蒙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留下的8个字：“勤能补拙，俭以养廉”。
虽然父亲是元帅，但刘蒙印象中，童年的感受与普通平民家的子女无太大差别。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把小储钱罐打碎，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一直到上中学，刘蒙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总是被同学取笑为“大姑娘”。
在文章《父亲的爱》里，他回忆了一个故事。
一次，刘蒙在父亲的一封信里看到一句话，“方正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俭”与“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母亲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母亲说，西南解放刚住进重庆，刘帅就提出，“虚假的资产阶级生活，会养成真实的资产阶级意识，让大家注意不要因为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脱离群众，忘记人民，贪图享受，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形成新的资产阶级。”
刘蒙还记得，自己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告示”，这是母亲写给孩子们的：“儿女们，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有什么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他说，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放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刘蒙说，父亲酷爱字画，一辈子也收集了一些，但新中国成立后离开重庆时，捐赠给了重庆图书馆。
刘蒙说，但父亲并未提及细节，为此自己曾专门到重庆寻迹。在重庆图书馆，刘蒙找到了署名“叔禹”的捐书人。“刘叔禹是我三叔的名字。”刘蒙说，父亲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为人低调，因此以三叔名义捐出了约4500册书籍、字画。
刘蒙还特别提到，捐赠书画中不乏名家名作，但父亲唯独保留了老师赵熙的作品。“父亲对老师的情感深厚，因此他的对联、书信、山水册页、字画等父亲都保留了下来。”刘蒙说，这些作品至今珍藏在家中，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一点东西。
“父亲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直到孩子们很大了，动不动还要捏我们的鼻梁。父亲失明后，对孙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直到有一天他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大家听到后都忍不住掉眼泪。
“父亲失明后，老想跟我们聊天，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经常陪父亲。等到自己领悟过来的时候，父亲却不在了……”刘蒙动情地说。
（作者： 编辑：曹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