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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封面报道:光谷生长30年 从“一束光”到“一座创新城”

发布时间:2018-09-26 20:00:07来源:中国光谷微信号

9月25日,《凤凰周刊》刊发光谷系列报道封面故事,用26页的系列报道解码中国光谷30年生长基因。

今天,我们为您推出系列报道的第二篇——《光谷生长三十年从“一束光”到“一座创新城”》。

本文共约1.3万字,阅读大约需要30分钟。

这里曾是一片荒野之地,现在它是一座全世界瞩目的创新之城。

这里每天申请近70项专利,每个工作日诞生70多家企业。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最大的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最大的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是中国最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这里就是武汉·中国光谷。

2017年,光谷5万家企业总收入超过1.2万亿元。作为继北京中关村后的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光谷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资本化的道路上一路探索,培育孵化了若干创新产业集群,营造了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成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和国家存储器产业基地,创造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知名品牌。

而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束光”。1976年3月,青年赵梓森在武汉邮电科学院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也许很多人不了解光纤是什么,但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按照《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说法,这是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

全世界第一次制造出对光纤通信有实用价值的光纤,是在1970年。当时,美国康宁公司花了3000万美元,制造出3条30米长的光纤样品。但由于信息不畅,直到1973年,赵梓森才偶然在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这个消息。虽然当时身边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细细一根玻璃丝就能实现通信,赵梓森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梦想。

“当时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光纤通信,没想到现在中国成了世界光纤强国。”86岁高龄的“中国光纤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说起当时的情景,眼睛里仍闪着光。他双手一合一开,一边模拟着当初拉光纤的动作,一边对记者说,“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那么我的梦想不仅实现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武汉·中国光谷,这个曾经被戏称为“武汉建成区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这些年一路向东,如今已经成长为518平方公里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在,它又将开启“世界光谷”的新征程。

主动出击赴中央“挂号”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一本《第三次浪潮》的书改变了世界,书中关于“信息化社会”“跨国企业”和“SOHO族”的描述,令彼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浮想联翩。而当时担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还不知道自己日后的仕途将一路攀升,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相比之下,武汉没有明显优势。因为地处内陆,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省捆绑着市,市捆绑着企业,还是死水一潭。用吴官正的话说,“市长成了厂长,厂长成了市长”。市长压产值,催进度,调度煤电、运力,厂长不仅要管生产,还要管学习、管社会、管服务。武汉如何跟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找到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改变历史进程的拐点,有时往往是偶然事件。

1983年底,当时市政府办公厅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兼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颜庆夫,派市政府办公厅处长兼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金端峰带队到上海去取经。12月16日,金端峰向上海方面介绍武汉专家学者提出的4种发展战略后,上海方面向金端峰透露了国务院召开小型新技术革命座谈会的信息。

但这个座谈会没有通知武汉参加,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金端峰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觉得兹事体大。他找上海讨了一套会议资料,在乘船返回武汉的途中抢着看完。回到武汉,他立即向颜庆夫作了汇报,颜庆夫也感到这是一件大事。于是,他们将从上海带回的资料抢在春节前印出来,登门向市委、市政府和咨询委员会主要领导汇报,并赶在腊月二十三春节茶话会时,将新技术革命的资料发给市直委、办、局及区县领导和全体咨询委员人手一册。

武汉市委、市政府对此很重视,并马上付诸行动。武汉市咨询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新技术革命对策研讨会,决定主动到国务院去申请立项。

当时武汉有许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聚集着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不过,这些高科技人才,分散在中央、省、市各级院校、单位中,条块分割,互不往来,形不成整体力量。同时,科研部门和经济部门严重脱节,一些新技术根本走不出实验室,不能转化成生产力。

武汉能在中央挂上号,很不容易。1984年3月去北京时,他们带了很多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材料,分送给在京工作的原湖北、武汉的老领导们,包括张平化、王任重、宋侃夫以及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等。张平化接见了他们,并建议直接送一份给国家主席李先念。

直接起作用的,还是送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那一份,当时国家领导人主要依托这个机构推动第三次新技术革命。通过辗转联系到的一位工程师引荐,他们在京西宾馆见到了正在那里开会的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磐。他们向张磐简略汇报了武汉东湖地区高新技术密集的状况,并呈送了武汉对策讨论会的建议和文集。张磐说,“过去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武汉的情况反映不上来?一提新技术,就是京津沪沈渝穗。你们的材料写得好,反映很及时。”

198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要求全国13个城市试办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密集的小经济区,其中就包括武汉。在国家《关于加速光导纤维通信技术的对策》中说,为了扭转分散重复的局面,在“七五”期间不再建新点,集中力量建设京津、上海、武汉3个中心。至此,武汉终于在中国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对策中挂上了号。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光谷的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

探索“项目起步”新模式

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1984年,武汉市批准成立“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规划办公室”,这正是“光谷”的前身。当时规划办公室负责人刘家栋,带着七个人,挤在政府礼堂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开展筹备工作。但究竟采取什么模式,才能将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开发出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呢?

最初,不少人打算采用沿海的“筑巢引凤”模式:在东湖周边圈一块地,先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再引资上项目。在计划经济时代,划拨国有土地、征用集体土地,都不用花钱,只需给一点青苗费,但“三通一平”要一大笔钱。初步匡算,一平方公里要一个亿,但当时武汉市政府“能办点事的钱”一年仅有3000万元。

现实逼迫武汉只能依托原有基础来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最早提出“项目起步”的,是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王群。1984年6月,他就曾在省市联合调查组起草筹建方案的请示上批示:“同意先干起来,成熟一项干一项,把牌子挂起来,干出了成果来,就会得到承认和支持。”

最先肯定这种方式的国家领导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2月4日,他路过武汉并作短暂停留。王群抓紧时间,在武汉机场把筹建东湖小区的情况向他作了专题汇报。胡耀邦肯定了他们的思路,作出“先搞项目,后搞特区,逐步开发”的指示。

2016年4月,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在东湖高新区挂牌,这标志着光谷和武汉进入自贸区时代。

三天之后,王群专门邀约吴官正,决定起草一份《关于筹建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的请示》,由省、市领导联名报送给胡耀邦,还有当时的国务院。

1985年4月,全国人大会议一闭幕,国务院率国家科委等部门到武汉考察。在汇报武汉开发区情况时,吴官正表态说:“我们不要中央给钱,只要中央给政策。”

回北京后,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4月30日就草拟出《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其中提出,选定和试办开发区要坚持五项原则,第五条原则是:“从项目搞起,逐步形成新产业开发区。对批准的项目可采取若干特殊优惠政策。”国家科委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赞成。

中国第一个孵化器

当时协助吴官正分管东湖小区的副市长是姜兆基,第一批选出的高新技术项目有两个,华中工学院的激光,还有武汉邮电科学院的光纤。他有心扶持这两个项目上马,但“心有余,力不足”:相关优惠政策没有颁布,政府手里又没有钱。

一切全凭自己摸索。姜兆基多方奔走,又以政府名义担保向银行贷款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到1984年12月28日,东湖小区成立了第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武汉楚天光电子公司。为了办光纤光缆厂,武汉市把附近的单晶硅厂无偿划转给武汉邮科院,还争取到外汇12万美元用于购买设备。第一批两个项目就这样被扶持起来。

1985年后,武汉市一批科技人员带着技术辞职下海,汇聚到武汉市珞喻路街道口、广埠屯沿线,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一条街”雏形形成。

1987年6月,“小区办”又首吃螃蟹,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这不但点燃了无数科技者“下海”的激情,还把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副主任李绪鄂吸引来了,成为国家科委向全国推广“火炬计划”的一面旗帜。同时,联合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主席鲁斯坦·拉卡卡也来了。随后,又在武汉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器研讨会。由此,弥漫全国的孵化器熊熊大火,从这里开始燃烧。

孵化器的早期参与者龚伟,后来一度成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负责人。孵化基地是租用的空置部队营房,位于武汉武昌丁字桥108号,底层一楼有6间房,共659平方米。

孵化器选址,离武汉大学很近。为了宣传动员大学老师学生到这里来创业,龚伟带领全中心的人骑自行车到武汉大学贴小广告,做宣讲,终于有了效果,真有老师带着学生到这里来办企业了。看到了效果,他们就把油印的小广告扩大投放范围,甚至直接投到教职员工宿舍的信箱里。这下动静大了,有一天,龚伟和同事被人抓了个“现行”,请进了校保卫处,说他们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并警告他们“下不为例”。

初期在这里孵化的企业,一共有5家。“骑着自行车来,开着轿车离开”,从这里相继走出了武汉三特等知名上市公司。

建设武汉·中国光谷

到1988年12月5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挂牌成立,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场所,在租借的卓刀泉672医院“小红楼”内正式挂牌。至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又简称“东湖高新区”。

当时,武汉市科委副主任鄢祖林兼任开发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成为开发区第一任主任。他的继任者,是曾任武汉市科委主任的张碧晖。当时开发区确定的总有效面积,只有24平方公里,其中集中新建区面积为4平方公里,政策区面积20平方公里。

但以“光谷”之名自称,还要等到十年之后。

上世纪90年代末,部分高新区出现了发展模式雷同、产业雷同的现象,武汉市一些政府领导、业界专家提出,东湖高新区一定要捏紧拳头,集中有限资源,打造一个特色产业,争取做到全国第一、世界知名。

1998年7月,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工程系主任黄德修,前往当时光电子产业发达的台湾访问交流,在展示武汉光电子研发概况图时,他无意中冒出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

无心之言,却成为“光谷”之名诞生的缘起。因为黄德修的观点,恰与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周济的“光电子要大搞”言论不谋而合。于是,这诞生于华工的“光谷”一词,开始走向决策层的视野。后又历经3年之久,到2001年,经过26位院士专家的努力,“光谷”一名落锤。

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到2010年5月,高新区历经6次“托管”,面积已达518平方公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准备。

以“托管”的方式突破行政区划,创造性解决发展空间问题,是罗清泉提出和实施的。1999年至2003年,罗清泉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期间,对托管进行了顶层设计,并实施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托管。后来他先后担任湖北省长和省委书记,但都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光谷的发展,推动实施了后来的几次托管。

最后一次托管是2010年,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一次性托管了洪山区和江夏区的296.13平方公里,管辖区域扩展到518平方公里。至此,自洪山区珞喻路卓刀泉,高新区一路向东,直抵鄂州,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高新区之一,足足大半个新加坡大小。

根植服务理念

最初的日子是艰苦的。一位上世纪90年代初在《长江日报》跑科技线的记者曾写道,跟管委会主任袁善腊见面那天,袁正打好中饭,端着碗回办公室。“吃了饭没有?”当然没有。袁赶快吩咐他的同事去打一份饭来,那会儿的管委会似乎还没有“接待”的经验,没有多余的碗筷。主任吩咐打饭,管委会同事就赶忙找了个吃完饭的同事,把他的碗筷涮洗干净了去打饭。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善腊。

袁善腊是1991年来高新区工作的。管委会班子组建是在1988年。当时政府给的编制是30个,要求全部面向社会招聘。招聘启事在媒体刊发后,报名的有80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不过,第一批没有招满,只有23人。

“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企业的、学校的、科研院所的。但就思想而言,这些人是开明的,毕竟那时辞职应聘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曾参与最初筹建工作的李复鸣回忆,“但不管是谁,都要参加考试,包括我本人,虽然我之前就在那里工作。”

考试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诸如“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如何接电话”之类。“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倡导服务为先的理念”,李复鸣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大家的思想都还没有转变,包括政府,“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很多人都没有答对。”

对于这一点,时任市长吴官正有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在码头查访,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轮船的检票口在哪儿,他就拿着票带着那个人去找工作人员询问。结果,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面前挥舞。

来自化工部第四设计院的喻春波通过了这个考试。他至今还记得当初的试题,“主要涉及到对科技管理人员的一些要求”,他说,包括对科技革命一些领域的基础知识、公文写作,以及一些具体工作能力的要求,“比如,如何与科技企业的人员沟通等。”

这种最初就根植于心的服务理念,在袁善腊担任管委会主任的12年中得到坚持和发扬。“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培育了一种为企业服务的文化”,李复鸣说。

当年高新区营造的“小气候”: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尊重纳税人,保护创业者,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等,现在仍镶嵌在光谷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里。这是一种文化,也是光谷精神的一种传承。

园区有家生产光纤光缆的明星企业长飞公司,是武汉邮科院、武汉市政府与荷兰飞利浦公司三家合资成立的公司。在市场走俏的时候,购买长飞的光纤需要邮电部部长的签字。但到了2001年,全球光缆过剩,市场下滑,长飞公司遇到困难。

烽火科技技术人员正在做天线测试。

当时已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袁善腊,带着长飞跑省里、跑北京,反复申述理由,说这个企业绝对不能被外国人打垮,中方股份不能卖。

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最终争取到了5580万元国债贴息贷款。长飞不但没有减产,反而逆势加大投入,扩大生产,通过降低企业内部运营成本,最后走出困境。

目前,长飞光纤已是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的供应商,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全面问鼎“全球第一”,是行业内少数拥有棒纤缆一体化生产制造能力的专业厂家。

长飞光纤的光纤产品。

创新“制度容器”

重庆市长唐良智,1987年以武汉邮科院的一名工程师身份入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办,2003年上任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至2007年离开,一干近20年,是高新区的一名“老队员”。

2013年2月,已经升任武汉市长的他,曾专程回到管委会,在那里与公开选拔和引进的31名青年代表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座谈。这些年轻干部,均为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上海交大、武大、华中科大等高校的硕士和博士,其中不少人还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

在对话中,他阐述了自己对高新区工作的理解。他强调,光谷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更是一个社会,既要在科技体制、产业发展上创新,也要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创新。“创新是高新区的灵魂。某种意义上,社会改革创新更为重要,甚至需要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

唐良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容器”的概念。他认为,光谷要像“硅谷”那样永远充满活力,就不能停止创新。“但我们的创新一定是自动创新,而不是人为捏造,要把支持自主创新的‘制度容器’做好。”

他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是打造“制度容器”:建立联合办公中心,推行“阳光下的新政”。2003年8月,东湖高新区联合办公中心正式投入运行,集中了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20个职能部门设立的92个服务窗口,实行开放式、一条龙、一站式、电子化服务。制定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审批事项办理程序,并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但在当时推行这种改革,唐良智遭遇很大阻力。4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全部清空,做成政府的各种服务窗口,后面放上桌子,接上电脑。具体怎么做,包括装修什么,都没有参照标准。

更困难的是协调利益。“一站式服务”,说白了就是权力透明化,当时各个部门都不愿意放权。唐良智组织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但装修好的“一站式服务”大厅,还是没有人进来办公。有一天,他把高新区局长们叫来,“我以后就在这里办公,你们局长也跟我一起办公吧。”就这样联合办公中心正式运行起来。

一直到现在,虽然管委会主任几经更替,但这种打造“制度容器”的工作仍在继续。继固化30年改革创新政策措施、以法规形式保护改革者的《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颁布实施后,管委会又出台了旨在激励创新者的“黄金十条”和“新黄金十条”等系列政策。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唐良智任武汉市长期间,武汉大胆探索,出台了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黄金十条”意见,以及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青桐计划”等举措,作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制度安排。

按照“下放处置权,扩大收益权,探索所有权”的思路,“黄金十条”这项深化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将收益比例提高到70%以上,有利于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新机制,实现国家、高校和科研人员的“多赢”,为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改提供了实践探索。

不仅如此,管委会还探索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8家,促进科教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模式,成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产业迭代发展

如今,沿着高新大道一路向东,光电子信息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高技术服务业“五路纵队”一字排开。如此壮观景象的背后,是光谷从“光之谷”,生长成“天下谷”的科技新城。

从去年起,光谷五大产业格局悄然生变。承担国家战略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显示产业,以及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这两大新兴产业正在光谷快速崛起,光谷“5+2”产业新格局基本成型。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武汉乃至湖北产业迭代发展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切,还要从光谷的建设开始说起。

“光谷以发展光电子产业为主,因为从2000年高新区意识到,高新区要站得住,必须要有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性产业,要在国际上有影响力。”长期负责光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夏亚民介绍,当时高新区有两个代表产业,即光通信和激光产业,高新区是中国光通信产业的发源地,激光产业规模国内第一,但当时还远够不上有国际影响力。

管委会总工程师冯立也是光谷产业发展过程的亲身参与者,她给记者讲述了光谷产业迭代的路径:先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然后逐步丰富和发展相关产业,在此基础上才形成现在的“5+2”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发展,园区整个经济体量也迅猛增长。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衍生、扩展、发散的动态过程,逐步演进。”冯立解释,所谓产业生态,不仅要有企业还要有技术,也要有相关的服务机构,包括投融资机构、检测检验服务机构、以及政策、制度、文化等支撑产业发展。她认为,有了良好的产业生态,才能推进产业从一个点、一条链到一个面、再到一个生态的演进,比如光电子信息产业。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管委会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构建生态:产业发展的生态,创新创业的生态。

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基石,同时又在基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产业选择,进而聚焦发展,这就是光谷产业迭代的过程。而产业迭代的方式,除了演进,还可以辐射。

比如,生命健康产业以及智能制造。光电子信息产业做到一定程度,园区发展就要寻求多点支撑。生物医学工程,就是光电子信息衍生至生命健康产业的运用,这是跨学科的一种应用。智能制造,是从能量光电子衍生过来的,就是原来的激光制造、激光加工。“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先得扎好根,然后才能干挺枝直、花繁叶茂。园区的产业生态,就相当于土壤。”冯立打了个比方。

这种迭代发展,使得光谷的产业既高度聚焦,又高度融合,为未来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没有长生不老的产业,但只要有这种创新的发展思路,从现有支柱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到未来的指向产业,必将一代一代持续发展。

成果也令人振奋。10年前,高新大道旁的二妃山尚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最好的生物产业园区之一,18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在这里聚集。徜徉园区,不见车水马龙,不闻机器轰鸣,每平方公里产出却超过50亿元。不仅打响了“光谷生物城”的国际品牌,更将这一经验成功复制到省内8个市州,构建了独特的“湖北模式”。

瞄准“卡脖子”核心技术

新兴产业重塑了工业重镇武汉的产业结构,成为湖北发展新动能。“光谷去年企业总收入1.2万亿元,过去5年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增幅,成为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活力最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程用文说。

在武汉未来科技城,芯片生产设备被陆续搬入国家存储器基地的洁净无尘厂房,穿着防护服的工人正紧张忙碌。今年以内,这里将量产中国首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2层三维NAND闪存芯片。“千人团队,历时十余年自主研发,这是我国在制造工艺上最接近国际高端水平的主流芯片。”长江存储一位负责人称,“中国芯”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将有力提振。

这个世界级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于2016年3月落户“光谷”,总投资24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在随后的考察中,对项目建设提出明确要求。7月26日,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国家存储器基地的实施主体,选址武汉未来科技城。

到2020年,长江存储将实现10万片/月产能,2035年实现30万片/月产能,预计可满足国内闪存需求量的50%,成为全球三维闪存主要供应商之一,托起国家存储芯片自主可控的未来。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科技攻关要摒弃幻想、靠自己。”这是今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光谷调研时作出的指示。而光谷正着力建设的“芯-屏-端-网”万亿产业集群,就是瞄准信息技术核心,带动产业链,全面提升产业自主能力,力争彻底改写“缺芯少屏”历史,解决“卡脖子”问题。

“它将颠覆一个产业,现在流行的平板和笔记本电脑,未来或许将消失。”轻轻晃动手中玻璃瓶里的白色粉末,尚赛光电“85后”创始人穆广园说。这些白色粉末,是做柔性OLED面板必不可少的半导体发光材料。

孵化了尚赛光电的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文娟说,“过去,这个屏幕的关键材料,国内厂家需找韩国进口,现在,光谷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已经反过来销往韩国企业了。”尚赛光电已和同在光谷的华星光电展开合作,成为其产业链上游的材料供应商。

4月19日,TCL集团工业研究院落户光谷。董事长李东生称,这将引导新型显示总体战略下的核心装备制造研发项目落地武汉。

他的底气在于,从LCD到OLED,从硬屏到柔性屏,光谷携手武汉天马、华星光电等龙头企业,历时10年投资近千亿元,在新型显示领域,已经布局了5条显示面板生产线,并建设下一代显示技术研发中心。

如果核心材料和器件都依靠国外,产业其实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在光谷,从芯片到屏幕到器件的生产研发,正在全面发力向高端攀升,不仅从芯到屏实现自主,关键部位的核心材料和技术,在这里也都能找到。

在光谷人看来,这不仅是产业使命,更是国家战略使命,也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把大国重器握在自己手里的艰难但关键的一步。龙头企业带动,负重爬坡,创新型企业反复冲击“城墙口”,方能让产业生态全面形成。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子清表示,目前万亿级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正在向打造完整产业生态稳步迈进,代表中国参与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形成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

围绕国家存储器基地,东湖高新区正在加快引进产业链顶级配套企业和国际化人才,努力打造世界级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

在智能终端领域,华为、联想MOTO、小米等一批品牌研发生产基地在此聚集,正在打造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产业高地。

电子信息产业厚植数字经济“后劲”,也令“5+2”产业集群成为引领光谷发展的“强磁场”。成立不到四年的斗鱼,就从光谷软件园的一栋楼里“跑出”,目前正酝酿赴美上市。

短短3年,光谷培育了斗鱼直播、卷皮网、安翰光电等高成长性企业,聚集“互联网+”企业达2000余家,在国内最早提出了“第二总部”概念,引进科大讯飞、旷视科技等50家互联网领军企业“第二总部”,居中国中西部第一。

依托雄厚的光通信产业基础优势,高新区还大力布局了5G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着力推动网络通信基础设施设备的研发生产。

目前,光谷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光缆研发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光电器件和设备研发生产基地。长飞、烽火等行业领军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25项、国家标准300多项,为打造全国5G通信产业重要增长极奠定坚实基础。

光谷广场地处武汉市东大门,倚立武汉·中国光谷入口处。

在光谷企业参与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上,更多数字经济产业前沿企业也在勃发,网络安全产业全国领先,人工智能行业崭露头角,大数据和云计算加速崛起,VR/AR行业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下一步,高新区将围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大力发展5G通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到2020年成为中国5G通信产业基地、互联网“第四极”,成为网络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92派”企业家扎堆

采访光谷的企业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国家使命”。光谷战略研究院院长赵荣凯认为,这可能和园区很多企业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有关。“光谷周边都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还有很多国家级科研院所。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外界对这批人有一个专属称谓,叫‘92派’企业家。”

就像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源头一样,在光谷的起源、发展和壮大过程中,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的本地高校,一直是重要的动力和支撑。而“92派”企业家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使命感。华中数控董事长、总裁陈吉红以及高德红外董事长、总裁黄立,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陈吉红,30岁破格升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31岁被点将下海,担任华中数控公司总经理。那时,他接手的华中数控只是一个“小作坊”,十几个员工,一年销售额100多万,前途未卜。

华中数控起源于华中科技大学一项科研成果,因技术领先及行业具有超越一般市场价值的战略地位,起步之际就遭遇国外公司“围剿”,并一直面临被扼杀于摇篮的威胁。陈吉红及其团队埋头苦干,最终促成华中数控上市,并成为中国民族产业的代表。

“光谷的企业,从来不是简单追求市场规模,或者把国外的东西改个牌子,而是聚焦于核心技术的开发,这个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陈吉红说。他还同时担任着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这是数控领域国家级重点科研机构。科技部每4年组织评估一次,其中只有20%可以评为优秀。“2012年1月,数控工程中心第三次运行评估结果为优秀,至此数控工程中心已分别在2003、2007和2012年连续三次运行评估为优秀。科技部还特奖励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给我们。”

回想起当初那段岁月,他感慨地说,“都是干出来的。”2000年,陈吉红团队冒着资金难以周转的危险,将华中数控从华中科技大学校园搬到位于光谷的新生产基地,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华中数控因此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危机,2002年公司资金链差点断裂,账面上一度只剩下30万元。为了渡过这次危机,公司领导层勒紧裤腰带,陈吉红带头不领工资,中层领导工资减半,就这样挺了过来。

历经几代人数十年技术攻关,华中数控开发出了华中8型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数控系统,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构建了系统平台化、网络化,有创新的智能数控系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智能平台。通过承担04专项,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中国数控系统行业技术实力最强的企业。

公司研制的华中8型数控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已经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宝鸡机床集团、东风汽车公司等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机床工具、汽车零部件制造等企业应用,是中国应用最广泛的中、高档数控系统。

高德红外公司董事长黄立,在1999年丢掉了湖北电力试验研究所的铁饭碗,怀揣工作12年积攒的30万元下海创业。“我离开研究所主要考虑的是,在我生命最重要或者是最有能力的阶段,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黄立回忆,当时创业的氛围还是蛮浓厚的,自己辞职下海并不特别,以中关村为代表的技术人员下海创业的很多。

“‘第二波企业’创办人都有一个情怀,觉得自己不是单纯地像早期下海的那一拨人一样做常规的商业,更多的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带着自己的所学来创业。”而黄立的专长,是红外和光电子。他决定,干自己熟悉的老本行,以红外技术为主,建厂研发销售红外设备。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令高德红外“一战成名”,产品供不应求。但很快,他遇到了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技术封锁。“要想不被‘卡脖子’,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国人自己手中。”黄立意识到,只有掌握了红外核心器件的研制技术,才能彻底打破西方封锁。

核心器件就是“红外探测器”。这是整个红外产业的核心,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危险气体检测、高铁运行检测、天文观测及航空航天等民用领域,以及战机、无人机、卫星、舰船、导弹武器系统等高端装备。

2008年以前,“红外探测器”全部依赖进口。美国不仅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还对除美国之外拥有红外芯片核心技术产品的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限制其对华出口。唯有法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少量的工业级低端红外芯片,且明确限制不允许用于军事领域。当时国内配额最多的高德红外,平均每年也只有千余个左右。

后来,法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对高德红外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和产品技术封锁,直接导致高德红外无芯可用。

2010年,高德红外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募集到近20亿元资金。黄立决定,将这20亿全部用于研发。

探测器涉及几十个专业,专业跨度很大。黄立开始引进高端人才、购买顶尖设备,到后来企业的全部利润投进去了,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也投进去了,技术攻关背水一战。

“找遍了能找的资料也没找到氧化钒配比,只能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制造,花了两年的时间,做了1000多次试验才终于找到。”黄立说,最近的中兴事件给国内芯片业敲响了警钟,他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坚持。

再有“中字头”央企落户

2018年7月20日,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总部举行,成为最年轻央企。同一天,与光谷同年成立的长飞光纤A股上市交易,成为中国光纤光缆行业首家、也是湖北省首家A+H上市企业。

中国信科,由武汉邮科院与电信科研院联合组建而成。2004年走马上任武汉邮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童国华,此次担任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他见证了光谷30年的发展,也见证了昔日的单一科研院所成功转型为“企业航母”的全过程。

今年5月,时隔五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度来到其旗下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并在这里作出铸就“国之重器”的重要指示。在一段从南部海域回收的海底光缆前,他久久驻足,询问良久。

光谷步行街,一条1350米世界最长纯步行商业街。

在烽火创新谷,说起中国通信的发展现状及预期,他倍感压力。童国华认定,当年若没有赵梓森院士对光通信概念的探索与实践,就不会有后来的烽火集团,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信科,不会有今天庞大的光通信产业,因而,对技术发展主要趋势的判断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他认为,虽然早已转制为企业,但国家科研院所的背景,决定了公司必须承担国家技术创新责任,而非一般性的企业。“以前李鸿忠书记说过,光谷在‘光’更在‘谷’,这实际上为东湖高新区的创新指明了新的方向,就是在光技术方面我们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也要走在前列。”

现在的难题是,当时属于颠覆性技术革命的光通信,已经逐渐演变成传统产业。他们接下来要攻克的难题,是原来优势并不突出的5G领域。

不过,对此童国华也有信心。“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基础”,他解释,3G原来有两个标准,后来中国自己提出来一个,中央要求“必须用”。大唐电信就把所有技术标准公开,一分钱专利费不要,强制使用中国标准,让华为、中兴也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

到了4G时代,全球只剩下两个标准,一个是中国的TD,一个是欧洲的FDD。而美国的cdma-2000因为竞争性不够,慢慢退出了市场。这证明中国的技术是可行的,而且是能够继续推动,继续走下去的。“如果没有当年的坚持,现在发展5G根本无从谈起。”童国华说。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作为央企,中国信科还担当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任。童国华认为,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企业,除了产品能够经得起市场检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诚信、依法。而做到这些,要求我们国企的体制机制必须适应国际运行规则。

“做国际市场,不仅仅是做一个产品,不是说你把说明书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童国华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整个团队能否适应国外的法律、社会环境,融入度如何,还有产品对于国外市场的适应度,等等这一切,都要综合考虑,综合分析。“做好这些,将会推动和带动一批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光谷的企业走向世界了,光谷也就走向世界了。”

“光谷”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今年1-8月,光谷新增人口17万。前不久履新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到岗的第二天就到光谷,他说:“我首先来到东湖高新区,因为东湖高新区对于武汉实在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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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凤凰周刊》,记者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