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援藏干部群像
尤习贵：“楚南平措”也是我的祝愿
追忆往事，尤习贵真情流露，说到与藏族百姓的情谊，这位湖北省交通厅厅长的眼眶还是红了。
1998年5月，尤习贵作为湖北省第二批援藏工作队领队，选派进藏担任山南地委副书记。
进藏后，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与恶心不断袭来，但他还是毫不退缩，拿起记录本，带上水壶，足迹踏遍了全地区12个县的绝大部分乡镇和有些不通公路的乡村。一个月下来，脸晒黑了，体重降了，但“家底”摸清了。
过度疲劳，他染上了结核病，医生建议他回内地休养。尤习贵说，“我是援藏干部领队，不是来这里养尊处优的，只要不下病危通知，我就要留在西藏！”
为了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他还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楚南平措”。他解释说，“楚”指荆楚大地，“南”指山南，“平措”是藏语繁荣吉祥的意思。在西藏工作期间，他还认养了一个藏族女儿叫普布卓玛。“老西藏精神”，是尤习贵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他说，老一辈汉族干部进藏时候条件更艰苦，环境更恶劣。他勉励交通援藏干部，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援藏精神，锤炼意志，扎实工作。“不仅要请来人、留住人，还要为山南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着的建设人才，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干部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山南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加大投入力度。
2001年5月，湖北省党政代表团到山南，尤习贵一同为湖北大道开工奠基。如今，湖北大道两旁藏式建筑鳞次栉比，是泽当镇最繁华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也因为泽当镇交通骨架的形成，山南成为西藏新的旅游热点，带动了一方农牧民致富。
即使离开了西藏，尤习贵仍然关注着那片土地。如今，山南的公路建设从最初的123公里增加到现在的近7000公里，全地区12个县已实现县县、乡乡、村村通公路，已位居自治区前列。
柯东海：“快乐援藏”，融入当地百姓生活
白皙的脸庞上印着高原红、紫绀的嘴唇略有干裂、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依稀可见血丝……这是记者见到湖北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总领队、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柯东海的第一印象。四年多时间，来自黄石的他，已经深深地刻上了高原的符号。“从踏进山南的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山南人，请大家不要把我当做过客，我来是和大家一起共谋发展、共同进步的。”上任伊始，他就作出了这样的承诺：“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老百姓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在曲松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柯东海带着大伙儿，在短短时间内让一个经济排名靠后的贫困县跃居山南地区第二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6025元，柯东海也被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国家公务员”。“我们每个人结穷亲戚，每个人都交1到2家，解决他们的困难如就业、小孩读书、农牧业生产生活资料等等，使藏族同胞感受到湖北援藏干部、湖北人民的感情。”柯东海说。他坚持学藏语、学藏歌、学民俗、交藏族朋友，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快乐援藏”的理念。这些活动把大家紧紧融入在一起，融入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
援藏四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曲松县的山山水水，每次下乡，柯东海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直接进到群众家中，为了全面了解村里的情况，解决村里的道路、引水渠、通电、小孩入学的问题，柯东海在加查县洛林乡的一户老百姓家里住了半个月，看看他们的粮仓里是否有存粮、圈舍里牲畜是否肥壮、院子里是否干净整洁。熟悉他的人都说：“老百姓在书记心中的地位太重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柯东海一直坚持的教育理念，他回忆道，“刚去曲松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在街上，发现很多学龄前的小孩，脏兮兮地在地上玩，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上幼儿园，后来才了解到，整个曲松县都没有幼儿园。”柯东海说，“现在五个乡镇都有了幼儿园。他们很干净，也非常有礼貌。”
杨昌林：为西藏献了青春献儿女
红脸膛，乌眉白发，今年78岁的杨昌林讲起话来中气十足。1965年8月，他从武汉体院毕业后即赴藏工作。
起初，杨昌林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昌都地区工作。一年多后，他主动申请前往全藏海拔最高、环境最恶劣的阿里地区。
杨昌林把藏族同胞的善良与关爱都记在心底。1969年3月，他跟藏族姑娘次仁德吉结婚，决定要在西藏干一辈子。“当时整个体委就我一个体育专业的大学生，要把阿里地区的体育事业搞起来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很多藏族同胞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一定知道阿里有个杨体委。”杨昌林对于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尽管杨昌林体质好，也难免有吃不消甚至发生危险的时候。1976年，杨昌林突发高原性心脏病，1978年，杨昌林和妻子次仁德吉调入武汉大学工作。没能实现自己在西藏干一辈子的誓言，杨昌林总觉得心里欠着什么。
调入武汉大学后不久，杨昌林听说湖北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10多名西藏新生，不适应武汉湿热的气候，全身长满疙瘩，又疼又痒。他跟次仁德吉立刻找到学校，帮孩子们寻医问药。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武汉高校的藏族学生都知道，武汉大学有两位像阿爸、阿妈一样亲的教师夫妇，杨家也成了藏族学生在汉的一个“基地”。
2005年2月感人的一幕，许多人都难以忘怀：次仁德吉病逝，弥留之际，她嘱托老伴：“我走了，家不能散。”遵照德吉的遗愿，她的骨灰一半留在武汉，一半撒到家乡西藏。出殡当天，300多名藏族学生胸佩白花，高唱《青藏高原》为慈爱的阿妈送行。
如今，一双儿女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续写新的西藏故事。女儿红梅援藏7年，回到武汉后又成为父亲的好助手、藏族学生的好大姐；儿子红兵1992年进藏，如今已在父母曾经留下足迹的阿里地区奉献了22年。
章向军：有一种情怀叫二次援藏
今年4月，肩负着湖北父老乡亲的重托，来自武汉市第三医院的放射科医生章向军再次踏上了援藏工作的征途。
章向军是这次援藏医疗队年龄最大的一位，1960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54岁了，去年完成技术援藏任务后，受当地院方请求，他决定再留任一年。“再次踏上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再次感受到西藏人民的热情，我的心仍然不能平静……”这是章向军在日记里面写的一段话。
第二次进藏，章向军没怎么休息就到放射科正式报到上班了，还是在同一个单位、还是在同一个科室。
为了建设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医疗队伍，每应用一项新技术，章向军都让当地医生亲自操作，手把手地将自己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教授给他们。他还经常给当地医生讲课，碰到典型病例讲解得更详细。
6月，放射科主任尼玛被派出到安徽省进修，章向军让尼玛安心进修，自己主动顶上。此后，他放弃节假日休息，中午在科室加班，协助当班医生完成CT报告。
当听说有一位来自农村的患者因慢性肾衰竭，需要三、四十万的治疗费时，章向军发出倡议为患者举行“湖北—西藏心连心”献爱心捐款活动，得到了医疗队全体队员的一致赞同。
章向军说，作为一名援藏的医疗工作者，要做到“医者仁心”，要为群众所急，为群众所想。“援藏，就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带不走的技术。让派出单位放心，让山南地区群众满意，也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段无怨无悔的经历，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章向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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