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原档案馆馆长徐正榜认为，早在1937年之前，武汉大学已经进行了许多抗战活动，“珞珈山抗战最激烈的时期其实是在七七事变之前”，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积极宣传抗战。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当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大学、党政军机构“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内容包括鞠躬行礼、默哀、宣读孙中山主义和革命历史等内容，此后一直持续。

　　“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大学决定从12月7日起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时间开展国难演讲。从此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武大的教授关于抗战救亡的演讲持续不断，从1932年到1937年共有近200篇，都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发表。

　　这些教授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从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战争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抗战救国方略，如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略的原因，发表了《战时经济的特征》等演讲，物理学家查谦发表《国防与科学》，邬保良发表《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等，呼吁师生做好充分准备，挽救民族危亡。教授们还利用学科知识和学校设备，研发防毒面具，生产手榴弹。

　　此外，武汉大学充分发挥大学的责任，大量收容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保存中国文化的教育根基。单1937年，武大就接收了来自沦陷区的燕京大学等61所大学的借读生582人，占当时在校学生1371人的42.5%。

　　武大校园有两处不可忽视的建筑，半山庐和十八栋。前者位于珞珈山腰西北，后者处东南，翻过珞珈山便可到，皆建于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但鲜有人知，在70年前“武汉抗战”期间，为携手共谋抗日大计，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半山庐，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下榻十八栋。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那时周恩来和蒋介石都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遥想当年，不知二人所谈内容为何，是否有针锋相对和相谈甚欢的时刻。

　　从武大逸夫“人文馆”向南，迎面就是著名的珞珈山，沿右侧的环山路上去，不过百米，即到蒋介石的故居半山庐。这栋两层高、三栋小楼组成的建筑看上去非常低调：整体呈灰白色，高七米左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接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八个屋檐毫无装饰讲究，只用白色的漆粉刷一遍。整栋小楼皆青砖黑瓦，几乎掩映在珞珈山的苍秀山势中。

　　1938年春夏，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也从江西来到珞珈山，他和宋美龄下榻于武大半山庐，在此调度指挥全国抗日战场、操控内迁、规划后方大西南的交通建设等。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侍从室随员，也在此居住办公。半山庐下面的工学院（现行政大楼），是军事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老斋舍，则是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的宿舍。

　　因为战事吃紧，蒋介石在武汉的生活并不顺心。日军不分昼夜地轰炸，蒋介石在珞珈山的寓所会客室竟被炸塌了一角，为安全起见，他白天住在离寓所不远的曲尺形防空洞里，和普通人一样。

　　但徐正榜对蒋介石是否下榻半山庐存有疑虑，他表示，蒋介石更可能的居住地是位于珞珈山南麓的山南招待所，或者位于珞珈山下的曹家花园。

　　离开半山庐，向右沿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往珞珈山东南方向走，五分钟左右，就可见到散落在珞珈山上的十八栋建筑群。周恩来旧居就在十八栋27号，是一栋标准英式田园别墅，绿瓦青砖，地基开阔，屋后被参天大树环绕，庭前两棵樱花树正盛开着，通往山上山下的是几条铺满落叶的石阶小径。

　　1937年末的武汉萧瑟阴冷，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延安风尘仆仆抵达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国共“武汉抗战” 的合作序幕，由此拉开。

　　周恩来夫妇到达武汉后，与早已居住在半山庐的蒋介石夫妇，毗邻而居。外界普遍认为，周恩来夫妇得以居住在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并与蒋介石成为邻居，不是机缘巧合，也绝非出于单纯的安全保卫考虑，这是国难当头下，国共决心联手抗日的一次精心安排。

　　1937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武汉一周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在汉口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周恩来出任副书记，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共产党的斗争和组织工作，重点主管八路军办事处军事、统战以及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938年1月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因战时宣传所需，恢复了政治部，陈诚为部长的同时，周恩来任副部长，这进一步对外昭示了国共通力合作的抗日决心。

　　在武汉大学西迁之前，周恩来曾受邀在武汉大学做过两次演讲。1937年8月，周恩来冒雨从汉口来到武汉大学礼堂（现为学生俱乐部），宣讲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在演讲时，传来空袭警报，周恩来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学生疏散，自己最后才离开会场。警报解除后，又继续演讲。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第二次在武汉大学演讲，地点仍在学校礼堂。此次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在这次演讲中，号召青年学生“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鼓舞青年们的抗战热情。

　　1938年夏，百忙之中，周恩来还在武大做过一次演讲，数千武大学生和当时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在大操场聆听了这次演讲。周恩来一连讲了两个晚上。此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阐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的军事思想，号召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战争，夺取抗战的胜利。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在此期间，蒋介石表现出积极的抗日姿态。他认识到对军官们进行持续军事教育的重要性，1938年初电令第25军军长万耀煌速来武汉筹办战时军官训练团。那个时期的珞珈山校园满布着戎装的军人，一时英气勃勃，一派新气象。武大行政楼和理学院中间的奥场是重要的训练场地之一。

　　当时，作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昌的军政教育已经十分火热。在众多的抗战训练班中，规格最高、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由军事委员会主办、万耀煌负责的军官训练团，该团于1938年3月1日在珞珈山举行了开班典礼。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兼任教育长，万耀煌为副团长兼将官班主任。

　　由于国共合作，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员，既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德国顾问，也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周恩来曾多次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学院讲授“游击战”及“通信工程”等课程，成为学院最受欢迎的教员。

　　1938年7月，中训团成立，军训团正式结束。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将官班3期、校官班3期、党务班1期、陆军空军联络班1期，将官班每期受训120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1000余人。徐正榜说，前来受训的军官来自九大战区，他们往往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有一些还未毕业就需要重返战场，不久就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