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党的十九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同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写入党章。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这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后，我们党以写入党章的形式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重大理论观点，表明了我们党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心。

如何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难题。在我国古代，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空前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政策，虽然使秦国灭六国统一了天下，但也因此盛极而衰很快灭亡了。汉初汲取秦亡教训，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迅速恢复。到了汉武帝时期，为对抗匈奴，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匈奴是打残了，可国库空虚了。晚年的汉武帝这才恍然大悟，并给自己下了道《轮台罪己诏》，重启了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等到汉昭帝登基后，仍然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到底是重回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还是继续汉武帝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此，汉朝还在全国举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盐铁大辩论”。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苏俄和欧美等国也曾走了不少弯路。十月革命后，苏俄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战胜敌人，采取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等内战结束后，这种经济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甚至引起了社会动荡。苏俄不得不重新调整政策，1921年，苏俄政府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市场重新“请了回来”。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传统上一直信奉者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率先提出了“国家干预理论”，他政策主张十分简单：抛弃自由放任原则，用“看得见的手”，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

当历史的车轮将我国带向改革开放时，我国仍然处于一个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时期，如何在思想上改变人们过去对市场的“偏见”成为这场改革必须迈过的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告诉我们：“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打破了片面理解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把市场经济看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对市场地位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十九大写入了党章，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作出的新的理论表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那么，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后发优势”的角度看，过去我国经济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所谓“后发优势”，简单的讲就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最大程度为实现工业化扫清障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较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在高铁技术、卫星导航、量子通信、5G技术、移动支付等领域已逐渐追赶上发达国家。过去单纯的依靠模仿别国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的“后发优势”正在逐步丧失，面临着向“先发优势”的转型跨越，即通过领先技术和产品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而领先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必然离不开创新，而创新需要人才的流通，需要存足的资本同时还得承担失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因此，推动经济从“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的转型，客观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时，也对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石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