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图为：位于光谷东部的武汉未来科技城。 （视界网 彭翠琳 摄）
本报报道组
她在科技部公布的2013年全国高新区综合排名中名列第三，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名列第二；
她坐拥20多所高等院校，50多个科研院所，数十万科技人员，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
她是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5%，国际市场占有率达25%；
她是国内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10多年保持50%左右；
她是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2%；
她是国内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是我国在光电子信息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一系列闪亮的名片，让她备受瞩目。
她，就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2000年，全国两会上的一份提案，让这片土地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中国光谷。
如何让光谷更具活力？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夏亚民说：“从1988年开发区成立至今，我们始终琢磨的一件事，就是科技成果转化。尽管目前一些进展令人振奋，但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寻求根本性突破，光谷仍在探索。”
催生科技新贵
“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小车离开”，一直被视作光谷SBI创业街的活广告。
SBI即产权式科技企业孵化器。东湖创业中心主任龚伟介绍，10多年前，民间科技创业在东湖地区热情高涨，许多科研人员手里有成果，想下海办公司，却连个场地都没有，甚至连怎么注册都不知道。SBI孵化器的成立，就是吸引和服务这样一批创业者，给他们一个“窝”。
慢慢的，一批手握技术的大学教授和科研人员朝这条小街聚集，楚天激光、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等“金凤凰”相继孵化，成为细分领域及资本市场名噪一时的高科技领军者。
2007年12月，武汉凡谷挂牌上市。4天内，公司创始人孟庆南夫妇，持股市值超过66亿元，稳居湖北富豪榜第一位。此前，湖北首富的交椅，一直由丝宝集团掌门梁亮胜蝉联。
2010年7月，在“非典”中依靠红外热像仪一战成名的高德红外，登上深圳中小板，上市瞬间财富达到68亿元，47岁的创始人黄立，成为光谷第二位湖北首富。
科技创富的传奇，令孟庆南和黄立式的创业者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谓：科技新贵。
他们手里有技术，心里有市场。虽然研究方向非常小众，但机会到来的时候，足以让他们成为行业老大。
至今，武汉孵化器已超过100家，孵化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其中光谷占一半以上，约300万平方米。
在SBI的街边，泊满各种档次的小车。一位科技公司创始人去年开的是富康，今年就换了大奔，其企业已从负债变成了数千万元身价。
首闯体制樊篱
尽管寻求成果转化的技术人才越来越多，但相比光谷高校院所庞大的“智库”资源，仍有大量能量未能释放，这时常令夏亚民扼腕痛惜，“大部分教授对市场缺乏热情，只顾埋头写论文评职称，许多专利最后都放成了废纸”。
2012年8月，武汉针对性出台“黄金十条”，允许高校师生休岗休学“下海”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以“七三开”（研发者得70%），突破尺度之大，一度引发全国关注，甚至令中关村称羡。“黄金十条”激发了教师和科研人员“乔布斯式”的创业梦想。
为什么要搞“黄金十条”？
在夏亚民看来，“为科技成果松绑的第一步，就是看你敢不敢闯体制樊篱”。
“黄金十条”诞生前，光谷曾多次派专人赴硅谷考察。在那里，1年可诞生2万多家企业，接近目前光谷企业总和，其中大批是由高校教授和大学生下海创办。
很快，新政效果显现。
2013年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职务发明专利“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简称MOST），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被武汉沃亿生物有限公司以1000万元买断。
这笔收益，70%归华中科大副校长骆清铭所率领的研发团队，30%通过学校上缴国家。
这是中央在汉部属高校首次通过公开挂牌出让科技成果，也是武汉出台“黄金十条”以来兑现的最大一笔成果转化收益。
骆清铭说，科研人员的最大理想，莫过于看到自己的成果造福于民。
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韩道表示，MOST这类职务发明，专利持有方为高校。“黄金十条”出台之前，这种科技成果转让，要么是科研人员偷偷摸摸私下交易，要么是校方以专利作价入股。这次的挂牌出让方式，允许在所得收益上，个人率研发团队与学校“七三开”，让科研人员正大光明、合法合规地创富，这更利于将科研成果彻底推向市场。
数字显示，新政出台后，2013年光谷一季度新增注册科技型企业800多家，同比增长40%以上。
一年后，2014年光谷一季度，全区新登记内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1562户，同比增长95.9%。
未尽的探索
武汉“黄金十条”，对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多有触及。但在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像MOST这样曾躺在档案袋里的高科技专利，多达500多个。
上世纪70年代，美国2.8万项专利躺在联邦政府的故纸堆里，转化成真金白银的不足5%。1980年，美国就此出台《拜杜法案》，专利怎么处置，由企业、学校、专利发明人三方说了算。
这一制度创新，将科技成果推向了市场，催化了高科技与产业的联姻热潮。此后，多个国家借鉴这一法案。专家认为，没有该法，就没有美国今天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的繁荣局面，它把所有在政府财政支持下完成的发明，从实验室里解放了出来。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局局长李世庭认为，尽管MOST的成功挂牌，给樊篱中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这条路走得很艰难，很辛苦。
从地方政府到国家部委，骆清铭历时一年，跑了17道手续，才把路走通。骆清铭说：“我已做好心理准备，就算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也要冒险推一把，把成果推到市场上去，趟出一条路来。”骆清铭身为名校副校长，推动尚且如此艰难，一般科研人员想要转化成果，艰难可想而知。
李世庭并不讳言，光谷目前所进行的探索，仍是“戴着脚镣跳舞”，未从根本上推动解决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究其根源，是仍然把科技成果当成一般性国有资产，而不是知识产权。
每年，我国都要在应用类技术领域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大量科技成果形成后被束之高阁，三五年后，技术过时，价值灰飞，却无人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只搞创新不搞转化，这样的技术创新行为是片面的、残缺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科技成果不转化，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转化反能让它保值增值。”
专家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真正让市场说了算，必须推动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解决成果的处置权问题——譬如相关政策能否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权力能否逐步下放，让高校和科研院所行使成果处置权？科技成果能否实现荣誉属学校、财富归社会、产权到个人？
武汉在校大学生数量过百万，在世界城市中排名第一，优势科教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光谷。骆清铭说，希望中国“拜杜”出现的那一天，科技成果的市场之路，不再戴着脚镣跳舞。
（本报报道组成员：记者 胡汉昌 卢平川 周芳 李墨 通讯员 杨烁 刘建元）
（作者： 编辑：王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