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洪湖湿地 程敏 摄
人湖恩怨录
2016年汛期，舆论再度热炒的武汉南湖“看海”之问，便是人与湖在当下最典型的“正面冲突”。
气象数据显示，2016年6月30日至7月6日，武汉累计降雨量560.5毫米，突破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的最大值。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市内涝，南湖新城的一些小区在几米深渍水中浸泡多日甚至上十日，一幢幢楼房俨然“长”在湖泊中。
人占水窝，水淹人家。“百湖之市”的武汉依水而生，与水缠斗历史悠久。不断扩张的城区和市政建设，让原先水网密布的天然湖区处处“人为设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武汉市政府2005年南湖新城规划图中了解到，南湖新城渍水最严重的金地格林小城沿线，曾经规划的是一条生态景观河道；内涝严重的武昌府等多个大型小区，也曾规划为南湖新城中心公园。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2016年初市两会上公开表示，南湖是最典型的“先开发、再污染、再治理”例子，规划部门要好好总结城市规划的教训。
欠下的账，在洪水面前，要一一偿还。
2016年主汛期最紧张的一个月里，《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驻守湖北省防办看到，接连暴雨之下，河流告急、堤防告急，而险情最多、牵扯人力物力最多的，却是湖泊。江汉平原曾经的湖区连片汪洋，仿佛重回古时云梦泽。
湖北有“千湖之省”之称。“1950年第一次统计，全省湖泊1332个。”湖北省湖泊局专职副局长熊春茂说，“如今是755个，减少近半。”
据地质学家的研究，“九曲回肠”的荆江冲积形成广阔的三角洲地貌，加之地壳下沉影响，使得湖北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水网密布之地。而汉江蜿蜒，又加剧了这一地质特点。
先秦以前，今天的江汉平原即为“云梦泽”，东西400公里以上，南北不下250公里。后来，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云梦泽范围逐渐减少。东汉末年，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的华容道，就在今天的荆州市监利县境内，但当时就已不复烟波浩渺，而是泥泞沼泽。
江、汉两河冲积形成肥沃土地，成就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美誉。而农耕富庶的同时，与水患搏斗亦成为荆楚绵延不断的历史。江汉平原民间至今还流传的“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一年若要收，狗都不吃糯米粥”，说的就是水患频繁、破坏力大，而一旦没有水患，则五谷丰登、人畜足食。
“彼时，水患主要是来自于长江和汉江的洪水威胁，湖泊是天然的调蓄‘水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威胁。但那时水利建设稀少，人类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熊春茂说，随着围垦造田和人类活动增多，云梦泽一直处于缩减状态。
据记载，江汉平原围垦最早始于春秋时期。东晋年间（公元345年前后），为保护已开垦的土地不被洪水淹没，在今天的江陵县城南开始修筑堤防。到南朝时期（公元500年前后），洲滩围垦日多，云梦泽水面锐减近半。南宋时期，淮河秦岭以北被金国占领，大量难民涌至南方，不断修筑堤垸围垦湿地，加上大规模军事屯田，云梦泽已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垸堤蜿蜒、阡陌纵横。
明初以后，长江中游官民大兴堤垸。“湖广熟，天下足”，靠着好年景的收成，湖北在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飙升。
围垦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破坏了自古以来河道湖泊蓄泄洪水的天然形势，导致近代以来水灾频发。
1931年大洪水，武汉沦为泽国，40万人受灾，3619人死亡。1932年，武汉修建三孔闸，聘请美国人担任总工，用英国造的闸门，3年半建成。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提出挡、排、蓄“三字经”，即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1952年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4年在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中三次开闸分洪，举世闻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作为“天下粮仓”的江汉平原掀起新一轮围湖造田潮，天然湖泊的面积、数量锐减。“人抢水的窝、水冲人的家”拉锯战，旷日持久。
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波及29个省市，受灾人口2.23亿，死亡3004人，农作物受灾0.21亿公顷，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
此后，中国掀起大规模防洪建设。从长江干堤的“隐蔽工程”到分蓄洪区建设；从三峡水库等水库群建设到水文气象预测预报技术发展，防洪体系的软硬件日臻完善。
在2016年长江中下游流域大洪水面前，整体防洪体系经受住了“98+”考验，避免了系统性灾害出现。但平原湖区凸显“短板”，不少内湖成为悬在头上的“一盆危水”。
（作者： 编辑：唐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