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端芳老人在手机里留下了和蔡常春医生的合影。
文/武汉晚报记者田巧萍 祁燕 伍伟 通讯员 关爱民 李蓓 刘姗姗 图/本报记者胡伟鸣
武汉昨天大雨，80岁的黄端芳老人给本报送来一封6页纸的手写感谢信，感谢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肝胆胰外科主任蔡常春：我看了几十年的病，看到过不少医生的冷脸，习惯了人挤人门诊里的三言两语，这个医生完全不同，用高超的医术救了我儿子，用真心的话暖了我们全家人的心。
老人给本报记者讲述了这封信背后的故事。
儿子被两家大医院判了“死缓”
我儿子是开出租车的。今年1月21日，儿子被一个乘客提醒：“师傅，您眼睛和脸是黄的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第二天，儿子去市属一家医院看病，CT检查怀疑有恶性肿瘤。住院治疗四天，黄没有减退，病情也没有什么好转，就转到一家大医院。
磁共振检查出来，专家诊断是晚期胆管癌，治疗方法是引流退黄。引流一周，黄疸确实退了，我们去问医生下一步是否要开刀。医生说：“不需要开刀了，开不开刀一个样，病人最多还能活一年时间，何必给他增加痛苦？”
儿媳詹文敬天天在医生查房时恳求：“还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案？能不能指个方向给我们？”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我以前说的是白说的？”
在另一家医院，詹文敬继续求医生：“您想想办法，他还这年轻。”医生说：“这个病就是年轻人得的。”
我不死心，想救儿子。就提着儿子的片子去找专科医院的一位大专家。那位专家看了片子说：“胆管癌发展很快，最多还有半年，如果认为引流管挂着不方便，我们可以给他在胆管内安装一个支架，引流管和挂袋可以取消。”
一年？半年？我们全家几乎绝望了：儿子才51岁，孙女也只14岁啊！
40分钟交谈让我们重燃希望
2月1日，我远在法国的女儿打电话回来，让我们去找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蔡常春医生，说是蔡医生刚刚给女儿同学的妈妈做过治疗。女儿说：“我在网上查了他的资料，他将病变肝脏切下来，摘除巨大肝癌后再把肝脏归位，靠得住，你快点拿资料去找他。”
我提着儿子的片子找到蔡医生，他看了片子，又让我打电话给一直在医院照顾儿子的媳妇詹文敬，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说：“明天早晨8点以前带他到病房8楼来找我。”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蔡医生的办公室。他仔细询问了我儿子近来的一些情况，开始看我们带去的一大摞片子。趁着他看片子的功夫，我们将儿子打发到外面，怕他精神垮了，我们一直瞒着他。
蔡医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片子，我们就守在他的旁边，心里忐忑不安，害怕他也拒绝给我儿子想办法。
最后，他指着一张片子告诉我们：“病灶在这里，手术很复杂，可能要连同血管一起切，切了还要重建血管，但努力一下，手术还是有机会的。”
他没有强调癌，而是详细给我们讲解手术怎么做，风险在哪里。他不经意地提起一位他曾主刀的高位胆管癌病人，活了8年。一讲就是40分钟。
听着听着，我们感觉到了希望。
临走，蔡医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位专家，告诉我们这位专家是湖北省胆管癌的权威，说我们也可以去找这位专家看一看。
回家路上，我儿子说：“这个医生不错，我就在这里治疗。”原来，他一直在外面听着。
详细讲解PPT让我们放心
儿子的手术定在3月1日，这么大的手术，我担心啊。2月25日下午，我又找到刚刚下手术台的蔡医生。
他让我坐到电脑前，一张一张给我放儿子的片子，讲解儿子的病情，又用示意图给我讲解手术如何进行：先用腹腔镜打洞，用镜子看看腹腔内有没有密密麻麻的点，有就表明扩散了，不能手术，没有就要开腹手术，手术中要做快速病检，看有没有癌细胞。他还一一给我讲解手术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有什么不利因素，他将怎样处理。他特意跟我说：“你儿子在手术台上是安全的！”
他对我儿子的病情做了这么深入详细的研究，对手术也做了周密的安排，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把儿子交给他有希望。
3月1日上午8点半，我儿子被推进手术室。中午1点半，蔡主任拿着个托盘出来了：“一颗石头堵住了他的胆管，胆汁回流到肝里造成腐烂，一抽里面都是脓。已经切除了腐烂的肝开刀拿出了石头，腐烂的胆囊连同部分肝脏都切了，初步判断肿瘤的可能性不大，现在要将这块肝拿去做病检，如果不是肿瘤，我们就马上按正常手术，直接缝合了。”
希望一点点在增大，我们守在手术室外，盼望奇迹出现。毕竟，儿子已被两家大医院判了“死缓”啊。
下午3点半，蔡医生又出现在手术室外家属等候区，他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没有癌细胞！”我们守在外面的5个人放声大哭，连感谢他的话也说不出来。
如果不是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我儿子没有及时手术，也许真的只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了。儿子住院半个多月，他让我们走出绝望，看到希望。
【对话】
蔡常春：语言是我的第一处方
看着黄端芳老人的信，听着她讲述的从死神手中夺回病人的传奇故事，记者对蔡常春医生充满好奇。如今的医生每天面对大量的求诊者，工作强度大，三五分钟接待一个病人的事，大家都习以为常。像蔡常春这样耐心地用他特有的“语言处方”，详细地为病人答疑解惑，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特地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了解到被蔡医生“语言处方”感动的病人不在少数。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武汉晚报记者：其他医院专家给患者判了“死缓”，为什么您能发现问题？
蔡常春：那一天，黄端芳老人的儿子走进我的诊室，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他爱人抢答的，于是我就知道，他的家属对他保护得很好，我不能当他的面谈病情。我只是观察他的精神，问他的饮食起居，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绝口不提癌。
他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我用很长时间看完他们带来的片子，坦诚地跟他爱人谈他的病情，谈了40分钟。
他挂着个引流袋会很不舒服，即使是稍晚的胆管癌，成功的手术往往也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我观察老人的儿子，不像是一个晚期肿瘤病人，他没有晚期肿瘤病人常有的身体表现，他还这么年轻，所以我要尽最大努力给他手术。
我知道我给病人说得很多，如果我没有说到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我总希望我的话能给病人更多正面的东西，让他感觉到你在关心他，重视他的疾病。我认为语言是我们医生的第一件武器，也是我的第一张处方。
武汉晚报记者：听说您曾自费到海外留学，这段经历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蔡常春：2004年起，我先后受聘到香港大学玛丽女王医院做了半年临床，再自费到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日本国立癌症中心和名古屋大学参观访问，向世界顶级肝胆胰外科专家学习，最后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后。海外学习工作6年，我接触到的大专家对待病人都很关心很尊重，即使病人只是无名小卒，很小的事情也会帮他想到。
武汉晚报记者：你常说看病更要看病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蔡常春：我一直相信，医生要“看病”，更要看“病人”。看病，医生需要开具的是一张用药物或手术构建起来的医学处方；看病人，医生需要开具的则是另一张“处方”——语言的沟通和抚慰。这也是一个医者应该具备的医学人文素养。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是治疗的第一步，医生不仅治病、做手术，还应该做好与患者的沟通，打消患者和家属的顾虑，这是医患信任的关键一步。
武汉晚报记者：那么多专业复杂的医学知识，你怎么能讲得让病人听得懂？
蔡常春：隔行如隔山，很多患者没有医学基础，作为医生更应该耐心一点，把病情和手术方法向病人解释清楚。有的医生看病仅满足于课本知识，但我要指向事物的本源。我解剖过几十具尸肝标本，每次解剖都要写上好几页心得体会。我在给病人讲解时，我对肝脏的理解就不是停留在书本层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和观察。
武汉晚报记者：病人说你很有医生气质，每次查房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白大褂总是一尘不染，你对这些细节为何如此在意？
蔡常春：医生要有医生的样子，医生注重自己的仪表不光是职业的要求，也是对病人的尊重。医生出现在病人的视线中，病人也在观察你，你展现细微的东西病人都很在意，他希望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总是关心他。
（作者： 编辑：丁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