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会现场 郝勤建摄
□楚天都市报记者陈凌燕
1978年8月1日，湖北随县，驻地部队某师大礼堂。好奇的人们坐得满满当当，一双双眼睛盯着舞台上那件宏大又神秘的乐器——刚出土两个多月的曾侯乙编钟。表演者举起木棰，轻轻敲在编钟上，《东方红》的曲调随即响起，全场沸腾了！
在中国乃至人类考古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2400多年前的乐器开现场演奏会。
现任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顾问、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学院东方音乐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光生，在1978年这场震惊世界的编钟原件演奏会上，担任主创之一。日前，他欣然接受了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
考古的工地上诞生了一支乐队
1978年春，刚到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的一部分）文化馆工作的冯光生，被抽调到随县参加考古，在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发掘工地经培训上岗。
5月下旬的一天，冯光生负责值守抽取墓坑积水的水泵，随着水位下降，沿墓葬中室南壁和西壁，三处条状阴影渐渐显出。“考古队员探摸后，我第一次听说一个新词：编钟。”他一下子来了兴趣，“当编钟完全显露出来时，长超过7米、宽超过3米、高近3米，巨型钟架分三层八组悬挂多达65件钟体。这套来自上古的庞然大物，完全震撼了我。”
同年6月28日，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学家黄翔鹏等一行7人到达随县。通过测音及参考铭文，发现每一只编钟都可以发出两个音。“黄翔鹏先生告诉我，古编钟‘一钟双音’的规律这一次得到了印证——曾侯乙编钟每件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分别激发一个乐音，并有铭文标示相应名称。”
据湖北省博物馆前馆长、主持曾侯乙墓发掘工作的谭维四回忆，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曾侯乙编钟的声音，他决定从发掘队伍中抽调人手组建乐团，开一场演奏会。
于是谭维四做总策划，黄翔鹏先生担任顾问。黄翔鹏还与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王原平负责编配钟曲、指挥排练。冯光生、王原平和当地驻军某师宣传队战士邓丽、路宾、欧阳朝正5人担任表演人员，考古队员昌占铸客串大钟演奏员。
这个临时班被命名为“考古乐团”。
曾侯乙的乐器必须极度谨慎
曾侯乙编钟有2000多岁高龄，用它来办一场演奏会，有不少难题要解决。“首先是安全。曾侯乙墓满是积水，编钟横梁长期浸泡，出土后能不能继续承起整套编钟的重量？其次，一个普通的舞台能不能承受整体重达五吨的编钟？编钟的构成复杂，65件钟体、51件钟架构件、195个挂钟零件，既有7米多长的大梁，也有指尖大小的键钉，这些部件进行包装、拆封、组合、再拆卸、运输……如何做到万无一失？”冯光生回忆，为了保证安全，舞台做了特别加固。编钟的组装、拆运由考古队中最有经验的“工程师”杨定爱负责，还派了两位踏实可靠的队员王新成、黄敬刚轮班值守，全天候观察钟架的状态及灯光照射下的反应，及时喷洒补水保湿。
演奏编钟，无前人经验可借鉴，留给乐团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怎么办？“表演曲目是黄翔鹏先生和王原平编创的一组古今中外乐曲。谱子也是个难题，因为曾侯乙编钟体量太大，演奏者要一边走一边敲，看谱就敲不成，敲就看不了谱。”冯光生说，“王原平想了个办法，写谱时一行写主旋律，一行写分谱，我们就把谱子牢牢背在脑海里。”此外，大家都要记清每个音和所对应的位置，不同人演奏时的力度衔接、节奏吻合也得恰到好处，
时值盛夏，考古乐团日以继夜地工作，挥洒汗水，紧锣密鼓完成排练工作。
两小时的演奏编钟惊艳了世界
1978年8月1日下午2时许，编钟演奏会拉开了帷幕。“第一支乐曲是经王原平编配的《东方红》，由我领奏。”冯光生回忆说，“我用中层第一组的高音钟奏响了第一个乐段，清脆明亮的钟声格外悠扬、空灵，亦如清水般纯净。”随后，中层二组、三组和下层大钟依次递进，全曲由清澈到浓厚，层层递进，推向高潮。
据谭维四回忆，《东方红》一开场台下就沸腾了，他就上台介绍编钟是怎样的一件乐器，介绍到哪里钟就敲到哪里，现场气氛热烈。
接着，考古乐团又演奏了黄翔鹏先生根据唐代陈康士琴曲《离骚》新编的钟曲《楚商》。“这是一首研究性作品，旨在查验全套编钟的音乐性能。乐曲旋了六宫，证实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和这套钟旋宫转调的实际能力。”冯光生介绍，创作《楚商》时，编钟还没有完成复原组装，黄翔鹏先生在随县豫剧团剧场后台的一架钢琴上进行试奏、修改。
随后表演由王原平编配的一组中外现代乐曲，包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湖北民歌《蛤蟆调》、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插曲《一路平安》和《国际歌》。不同层组的编钟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音质特色，或清透圆润，或低沉雄壮。
整场音乐会约两个小时，每个曲目都获得了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这件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乐器，就这样被重新奏响，那跨越时空的美妙音色，魅力惊人。
现场记录者之一、文物摄影家、担任曾侯乙墓发掘摄影师的郝勤建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将2000多年前的乐器组装好，让它屹立于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壮举。同时还有编磬与其它出土乐器一同展示，单是那个场面就足够震撼！当编钟乐音响起，现场所有人都沉醉在灿烂的礼乐文明之中。面对瑰宝，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谭维四回忆，演奏会的消息通过电视台、电台的新闻播送出去后，世界为之轰动。
开启全新领域古编钟走入新时代
这场演奏会，打开了音乐考古的大门。冯光生指出，黄翔鹏先生的《楚商》用传统音乐的意蕴模仿古曲的意境，将编钟乐律研究成果从有据可考的琴曲文献中提取出来，再进行编创，对全面探索、重建编钟音乐途径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王原平从民歌中寻找钟乐素材，在传统音乐中追寻远古音乐遗迹，为溯源先秦音乐探索出了有效路径。
这场演奏音乐会也开创了古代乐器陈列的新方式，“过去，乐器文物只在博物馆内陈列，演奏会则用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示出古乐器的使用方法和性能。”
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研究工作也由此启动。编钟复制件研制成功后，其影响不断衍射。如今，在国家重大国事活动和礼仪场所都有编钟演奏的身影。湖北编钟乐团将编钟演奏带向全世界。在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及一些出土古代编钟的文博单位，编钟演奏展示常年极受欢迎……这说明，编钟在今天仍有强大活力。“时至今日，我仍对当时决策者的胆识和魄力满怀敬佩。”冯光生说。1978年发掘工作结束后，他又参加了纪录片《曾侯乙墓》、科教片《古都北京》的编钟配乐，并随曾侯乙编钟原件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调入湖北省博物馆后，他负责撰写曾侯乙墓发掘报告的“乐器”部分，常年从事音乐考古工作，一直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者、传播者。“现在回想，它就是历史。”冯光生说。
（作者： 编辑：袁筱）
